杨国良眼中的施礼明
如果现在让我干，肯定不行，因为现在顾及的东西太多了。当时就没有考虑这么多，只管拼命去做，说干就干起来了。开始的时候，技术水平不高，有些东西我们自己做不了就慢慢摸索，直到我们工具磨头的技术水平达到全国领先水平。那时其他的工厂加工磨头，都是手摇升降操作的，很费劲，但是我们采用的是滚轴施工。轴承用滚轴，这就比较轻松一点了。这个东西全国就只有一个地方生产，就是南京工艺装备厂。当时我向工厂毛遂自荐说，我去跟南京工艺装备厂详谈，最后跟他们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我们后期用的设备都是由南京工艺装备厂配套生产的。这样我们的产品MQ轻型工具磨床，才是真正轻巧的，也是国内特有的。
施老师和其他老师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实干，他跟员工可以说是亲如手足的关系。工厂在施老师没去之前，就是无声无息，谁对它都没有印象。因为不知道它能生产什么，认为它也生产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他们为什么会产生出这种想法呢？其实关键还是在于当时的领导。
而后来为什么会发展的如此好，让厂子真正地成为一个像模像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厂子呢？这应该是从施老师带领开始的，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贡献。
现在有很多人很容易就跳槽，我们那会儿根本就没有这种说法。自从施老师这一批领导来后，校办工厂在八8年里，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员工说：“我走了，不愿意干了。”相反大家都兢兢业业一心扑到工作上面，这个很难用具体的东西来形容。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我本来要被调到江西干校去，但最后我还是留在了校办工厂。这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对施老师给我的帮助我也感激不尽。当时他是厂长，虽然他不是党内领导，但是党内领导都不懂生产，所以人力资源的使用决策都是由他做出的。
这件事的具体原因虽然我自己不清楚，但我知道是施老师出面解决的，他这个人永远做事默默无闻。
说实话我跟施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愿意张扬，到一个岗位就希望好好干，爱岗敬业、恪尽职守。所以在工厂的8年里，我始终觉得对工厂问心无愧。
作为一名高技术职称的工作人员，要天天面对机器，但我从来都没感觉到枯燥。只是一心扑在工作上面，因为这个，老师傅和学生对我也很敬佩。
在工厂工作生活的八年里，施老师对我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我们有什么事都会请示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对我们的关心，而且从来不当众训斥我们。比如说给我一个任务，要改进，那么我就需要出去搞调查采访。向他请示很快他就批准了，他知道我们搞技术不能蒙头在家里写呀改的。产品的定型、改制及一些配套的东西，比如像滚轴上的配件，这都是我跑的，他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加以限制，很信任我们。所以我每年要出差两三次，他都是很支持的。但是我也不能辜负他，每出去一次回来后，必将新情况、新事物报告给他。
工作上的共同点，让我们彼此特别的信任，没有隔阂。都是互相支持、互相配合，非常到位。说实在话，现在心里的感觉还是非常留恋那八年的校办工厂生活。后来大家回系时，校办工厂的同志都哭了。这个成就是大家共同的成果，不是说施老师、杨国良某一个个人，而是我们这个集体的。大家都投入了辛勤的汗水，才能有后来的成果。所以大家当时有一种沉重的心情，感觉我们走了，工厂就不会再有原来那样的景气了，心里面怎么也会有点难受。
工厂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进展，取得这么多的成果，靠的是大家的齐心协力，大家最后留恋的，其实就是带头人起的作用，这个带头人是谁？不是别人，就是他，施礼明老师。
我们回到工经系后，施老师当了系主任，开始时他当教研室主任，叫工业技术教研室。虽然从工厂转到了教学岗位，但是我觉得他的创新精神、敬业精神，跟在工厂时一样，不曾改变过，他在工作上的一些突出业绩，即使岗位不一样了，也没有变。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时我感觉我们教研室在他领导之下有相当大的创新，和以前大不相同。技术学，原来是一个专业技术课，不是讲管理工程的。后期没有讲技术课了，为什么呢？后期偏重于一些宏观的管理运作，不是工厂管理。那么现在的技术课还需要有，当然还没有完全撤销，因为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暂时还需要保留。但是在施老师的领导之下，我们这个教研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起其他的教研室我们这个教研室还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创新，是带有变革性质的。
教研室开设了三大类课程，这是三大块的创新。第一个管理系统，第二个技术经济，第三个标准化，这些在当时搞起来确实是不容易的，这就偏向于管理了。搞技术的一下子转到了管理上，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为了升级是必需的。当时他很支持这项工作，虽然他不可能对每一项都了解，但是他支持，他自己有这个观点。我和施老师在一个系里面，共同参与了这项创新，在这之外当然也有让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
比如说当时我搞的是技术经济，他们搞系统工程。我搞技术经济还有一个特殊想法，我考虑到经济管理讲技术课本身应该有特色，不能像工科那样讲，应该为经济管理服务。所以我们当时就专门研究，经济管理的基础课怎么开，为此我们在国内还成立了一个研究会，就是教育部领导下的，负责全国经济管理专业的工业技术学研究，当时我被推选做了会长。
杨国良眼中的施礼明
大学各个管理院系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就是1978年复校以后，一开始基础课还保留，但是怎么讲？因为不能像以前，以前我们学校可以讲工厂管理，学生都分配到工厂，所以我们的基础课是非专业的，机械制造、冶金、电工电力、采煤，那都是分得很细的，但是你得到这些企业去做管理，原来的基础课好讲，现在就不能那样讲了。宏观面广了，那么这个基础课怎么讲，当时就成立了一个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学会，施老师当时是系主任。
有的老师和某些领导不支持，或者是冷眼相看。学校可能考虑这个问题，这个研究会是全国性的，会长谁来担任，就说让我来领导。施老师就没有这么说，只是说发挥大家的作用，自己去闯去。
当时实际上我当了会长，我们这个学会相比其他学会，不是分散性质的，而是经济管理者紧紧地把各行各业的管理者都统一起来，以我为主，大家一起专门探讨如何把技术课开好，当时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既要有硬件又要有软件，才能把经济管理技术提上去。因为当时讲的课跟工科院校不一样，工科院校机械制造的一个系，专业分得很细，有机加工、锻压、焊接许多系。我们不是那样，我们是整个机械工业的技术知识都要讲，那就既要有广度，还要讲到一定的深度，有特色地讲，这样才能够使学生学以致用。
当然课堂满意度很高，后来我们就成立了学会，目标是一定要把技术管理课开好。在施老师的支持及领导之下，首先就搞了这个，后来又搞了创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要把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下去。我们当时出了很多书，有两本书在校内还被当作了优秀教材，一本是《技术经济概论》，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是《技术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这个课程开始直接跟经济挂钩，但是它需要有硬件的知识配合，即技术经济，它的内容包括项目投资、管理与保护、价值工程等，这些东西都要有硬件的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