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
1949年1月，据守北平的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在人民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和我地下党对他积极工作的情况下，接受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条件。1月22日发表文告，宣布自22日开始停战，傅作义属下的25万军队撤离市区，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这一天被定为北平和平解放纪念日。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
1949年解放以后我因为表现好就被军管会调到天津华北职工干部学校去学习了，培养我当干部。华北职工学校不止是北京有，张家口也有，我在天津华北职工学校学习有半年多时间。北京解放以后，我们女同志穿着军装戴着袖标，上面写着军管会，这是军管会把我调过去了。要是我工作时表现不好军管会能把我调过去吗？生产效率高就说明表现不错，生产效率低就不太可能了。
那时候调过去的有电车公司的、首钢的、化学工厂的，各个单位调过去的都有。这说明他们也不是领导，说明军管会得看表现情况。出去学习还给我们发工资，我们高兴得很。我们穿着灰色衣服、戴着灰色的八角帽，还系着灰色的腰带。那时的相片我都找不着了。当时祁刚也去过，车间里还有一人去了，但没联系。
当时去华北职工干部学校主要是学习党史，教员讲解怎么解放的，共产党怎么把国民党打垮的，校长都是老区来的都是老同志。那时我就觉得共产党好，觉得生活来之不易，解放了生活会越来越好的，学习还给发工资就是明证。那时上天津去学，父亲没了，母亲不放心我一个女孩子出门。
母亲怕我有变化，还让我带着大褂走呢，什么是大褂？就是中国的长袍。我说我不带，我得穿着灰裤子灰上衣带着八角帽说明我是共产党啊！我的思想是听党的话，让我学就学，学习还有工资能养家糊口，相当高兴。可是母亲有母亲的想法，妈妈怕将来有变化，老人的思维不太一样。
那时我是第一次坐汽车去天津，下车看到天津的景象，感觉挺好的。我小儿子的一个战友是天津人，这个小伙子对我说：“您去过天津？”我说：“一解放就从工厂调到天津华北职工干部学校”。他说：“河北路现在还有”。学校当时在河北路，一条大街上条件还挺好的，干净利落。那时我们住的是学校宿舍，三个人住一间房子，每天上完课回来也跟同宿舍的人聊天，就聊共产党怎么好，都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当时没什么课余活动，都是按时学习，回来以后不干别的事情就睡觉了。我没带书去，也没什么书，上课就是教员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做笔记，我们不考试。
那时也不想家，我一个月回家一次，回来再去，回来的时候妈妈倒很想我。姐姐那时候结婚走了，她认识朋友早，后来参加了集体婚礼。北京我也只是在八大人胡同或者朝阳门这里转，别的地方都没去过。天津是高楼大厦，北京这儿也有高楼，但我都没去过。我连天安门都没有转过，解放以后才到天安门那儿去。天津比当时北京的小胡同大多了，特别地宽敞。
我在天津学习了有半年多时间，后来又回到厂子，到厂子以后军管会让我又到北京市公安干部学校学习了三个月，公安干部学校就在北京的东狱庙。那时候共产党不喜欢东狱庙，就给关闭了，我们就进东狱庙院的西房学习公安工作相关知识，那时单位也给我生活补贴。东狱庙现在还有，对着神路街，东狱庙可能有神话吧！里面都是男的没有尼姑，有和尚、老道，这庙跟胡同和名称可能都有关系。最近东狱庙又开放了，听电视里说一般的庙会在初一或十五，但是我没去过。
我们学习时没有看到和尚老道。在北京公安干部学校里学习的是公安知识，是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知识，觉得挺新鲜的。公安工作就是如何对坏人实施法律，怎么保护好人，就是学防卫措施，提高警惕防止坏人对国家搞破坏。教员讲课我们只是听，听完了吃饭，吃完饭再听课，也在那儿住宿。我们也不用考试，当时教员问问题都是集体回答。我觉得公安工作是挺难的一件事。
在北京学习了三个月我又回到被服厂做缝纫工了，没待多久就调到北京市劳动局去了，在劳动局我负责人事工作，主要做调动这方面。做人事工作不长，又调到劳保科，劳保科主要是解决劳动纠纷，那时候工作倒谈不上什么困难。
比如北京大学成立一个校办厂，校办厂的工人和劳资发生纠纷了，就是由我来处理的。有时候我还和同志们到首钢调查研究，首钢工人和厂方会发生劳资纠纷。那时候有劳动保护法，因工负伤工资照发不误，不是工伤的话就有分歧，不能给少了，应该按照80%或者70%的给，出现这种情况我就去处理。
1950年到1956年我在劳动局工作了6年，然后又被派到北京行政干部学校学习，学习了不到一年，那时派了有两个人，也是在劳动局工作比较好的才派去。去行政干部学校主要是学习党的知识，学习了一年又安排我到劳动技工学校工作。技工学校是劳动局办的工厂，培养车钳铣、刨工，钳就是钳工，铣就是铣工，我学的是铣工。调到技工学校的人不少，有管财务的，有管人事的，有管教育的，都是劳动局调去的。调到这个学校倒没有什么要求，都是组织安排的。
在技工学校我工作了４年。也是做人事工作，一开始是在校长办公室，要开会就让我去通知各科的科长，具体大小事情做会议记录。那时技工学校的校长是仁孝南，我听他的指挥。后来我调到人事科搞人事工作，我和另一个同事两人都在人事科工作，我们关系不错。
1960年党支部书记葛增福通知我调到陶然亭办事处，我服从安排就去了。当时被调去陶然亭，我心里不太愿意，因为离家远了，陶然亭在樱桃园那里那时候我没有自行车，没办法就买了辆旧自行车，到了陶然亭办事处还是做人事工作。
“假党员”风波
我在解放以前是地下党员。就是人家给我党章，我看党章，领导同志让我参加地下委员会，批准同意让我入党，一些手续都是地下党员给我办的。我这个“假党员”风波就是因为入党的时候申请书志愿书可能不全，要是全的话不可能被认作假党员。那时候劳动局局长马光斗是地下党领导，他以布店老板身份开地下党员会，我的入党介绍人叫韩素英，她是我们的生产班长，那时候我生产效率比较高，她给我一个党章让我入党的。
我们被服厂二厂是1950年５月份调到劳动局去的，６月份这厂子就迁到西安了。她是一个被服厂比较好的班长，没调出来，我调到劳动局去了。我妹妹说了，姐姐你要是不调出被服厂就麻烦了，到西安那儿不需要副工啊，可我调出来就好了。人家电车公司招卖票的工人，我妹妹佟树芬就到电车公司去了。
我在被服厂时表现得好，生产效率又高，开地下党员会我也去，没有什么人泄露我们的地下活动。表现得好，才叫我参加地下党的。表现好的原因说实在的，就是为了家里能够吃上饭，所以我就多做点活，这样领导觉得我不错，生产各方面积极性挺高的，就说表现好。那时就觉得应该下最大的努力把工作搞好。
那时候参加地下党要是被泄露可不得了，当时在国民党被服厂，让国民党知道参加共产党，一定被处死。那时候我冒着生命危险拿着党章去申请加入共产党，考核了以后就确定了，这个过程起码有一年多的时间。那时候还去黄土岗参加党会。我是1948年正式入党的，我是以党员的身份进入公安干部学校的，去天津也是以党员身份去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批判我是假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