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解放前的工作
北京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王公贵族、学者文人数量众多，又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商业十分发达，贸易往来频繁。市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粮食、燃煤等物资都依赖于从华北各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而来。解放战争时期，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粮食、燃煤价格一路飙升，粮荒、煤荒接踵而来。吃不饱、穿不暖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昔日繁荣的北平城一片民生凋敝的景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公布，华北地区的伪中联币按5：1的比例折合法币，因为伪币定值太低，沦陷区人民的财产遭到掠夺，很多老百姓沦为赤贫。1946年7月，内战再起，物质逐渐匮乏，物价也一日数变。为了发动内战，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大量印行法币，造成通货膨胀，法币不断贬值。
物价如脱缰野马，以千倍、万倍、百万倍扶摇直上，法币最终崩溃。许多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路飙升，1947年1月，面粉价格为每市斤800元（战前为4元），12月就达到了13833元，一年之内竟涨了17倍。玉米面年初每市斤260元，年底就达到5800元。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也都随之上涨，这对那些原本收入就很低的北平市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生活很快就陷入了窘境。工资能买到的粮食一天比一天少，老百姓控诉道：“金圆券、法币票，工资发给一大抱，一斤粮食买不到，饿得肚子咕咕叫。”
煤是北平市民生活中的重要生活资料，做饭、取暖全靠烧煤。北方的冬天极其寒冷，夜里平均温度基本上都在零下8摄氏度以下，如果没有煤炭生火取暖，寒冬难过。抗战胜利后，北平城很快出现了缺煤现象，煤价过高、涨幅过快也成为大多数市民头痛的事。
买不起燃煤对老百姓来说影响太大了，做饭取暖立刻都成了大问题。1946年冬天，以一个三四口的家庭来估算，每天至少需要30斤以上的煤球做饭取暖，一天就要1500元，这样算来每个月在燃煤上就要花费将近45000元。而按当时的物价和工资水平，普通的公教人员每月收入不过十万八万，这样光买燃煤就得用去一大半。等到了1948年初时，30斤就已经卖到了19200元。一方面煤价高涨让市民难以承受，另一方面那些黑心的煤商在煤球中偷工减料，更是增加了市民烧煤的困难。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坑害市民，比如为了增加煤的重量，在100斤煤块中要掺20斤石头，100斤煤球中至少要掺40斤黄土，以此来牟取暴利。
1947年北平的除夕是这样的景象：“大街上已经没有了昔日年关时的繁华热闹，有的只是冷冷清清。本来抗战胜利，老百姓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没想到只过了短短一年多时间，一切都黯淡下来。生活每况愈下，‘胜利’两字在老百姓眼里，已成历史名词，只有那鹅毛般的大雪，依旧能映衬这萧瑟大街上的年夜。”
日本投降以后家里就没有生活来源了，因为我们干的这几个活都是在日本人开的工厂里。后来我姐姐还在私人开的绣花厂工作，买了点儿手绢绣手绢，弄个架子再弄两个圆圈，一小圈一大圈把布夹在上面，姐姐没事的时候在家还给别人绣过手绢，一般是方手绢绣上大片的花。没工作的时候做这个来取得一点收入养家。
姐姐还给别人绣布上的花，布里面有纸，然后按圆圈剪，剪完以后还得粘，花叶都给粘上，都是一打一打地弄。在朝阳门外面有专门的这种厂子，做这个也有点儿收入。那时候生活比较困难，心情挺复杂的，日本投降之后我们也高兴不起来，只知道生活用品一时恢复不了。日本投降了但不是共产党来统治，而是国民党啊，国民党里没有我们家的亲朋好友，那时生活就很困难。
姐姐文化稍微高点儿，后来就去教外语去了。有时候还跟有钱的巫家亲戚来往，人家会画画，她就到人家那儿去。那时候我跟姐姐的爱好不同，稍微有点儿文化，有点儿知识的话，可能就愿意接触。那时候我接触不了姐姐那方面的事情。我没什么爱好，就是想要有生活来源。那时唱歌跳舞全都不会。我那个阔气的巫家亲戚不会唱歌，但会画画，他们把老师请到家里来教绘画，咱没这条件。姐姐看人家才接触绘画，她当然是愿意学，可是没这条件，就是专门上那儿看看。
到了1946年我去了被服工厂。当时过去第一天是报名，第二天才上班。一开始时是锁扣眼，后来做缝纫工，就是机器工。这个被服厂环境还可以，有缝纫车间，有锁扣眼的车间。第一次去被服厂是在马市大街的西面，就一个平房，北海北长街那儿是楼房，煤渣街这个也是平房，它的总厂原来是在禄米仓，禄米仓在八大胡同的南面。这个厂子有好几个分厂，二厂是做国民党的士兵军服，三厂是做军官的衣服，还有袜厂、鞋厂、帽厂等等，都是做国民党军队的衣服。我当时在二厂，后来搬到煤渣街这个胡同。
我去了以后就学了缝纫工，学成以后就一直做。这厂子过了没多久就迁到顺城边，就是北海北长街去了，迁后我一直在那儿做了一两年的缝纫工。厂子后来又迁到王府井这儿的煤渣胡同路北的一个大院。那是两套大北房，我在第一排大北房上班，院子挺大的，是过去国民党时期办公的地方。
我解放前的工作
我在那里工作得还可以，生活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吃饭有时候在外面买。我从八大人胡同到北长街是走着去的，每天路过高坡的景山，那时候路远，有时候要小便或大便就特别不方便。厂子搬到煤渣胡同后离家就近多了，我从八大人胡同往里走，出来就是煤渣胡同。在煤渣胡同上班以后，生活还不错，效率比较高。
那时候我的班长叫韩素英，她思想觉悟比较高，给我看党章，介绍共产党对老百姓的好，还给我入党申请书鼓励我入党。我们休假的时候到黄土岗15号去参加一些党的活动，黄土岗就在煤渣胡同旁边，那是机械工孙福林的家，我们就到他家去。那时候他家人口比较简单，没有父亲只有他母亲，住两间平房。去以后起码能瞧见七八个人，有被服厂总厂的，有二厂的，给我党章的那个班长也去，还有祁刚。祁刚也在被服厂工作，他在北面住，早晨上班去，有时候就能碰上他，那时候他也没有自行车，生活也比较困难。
去了黄土岗15号一些日子以后，大家关系都挺不错的。当时地下党领导人马光斗以布店老板身份组织活动，起码有一年多时间，他给我们讲解放军的情况，讲国民党的情况，讲国民党跟解放军斗争的事。当时我就想共产党对老百姓有好处，要解放全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父亲失业了，生活困难没法活啊！如果是共产党的话，将来会更好。那时候思想比较简单，不像现在有的人的思想，说共产党如何不好，那时候我对共产党是百分之百的相信，忠心耿耿的。
那时候就觉得不可以没有共产党，我是个工人就得当个好工人，将来争取入党，要接受党的教育，参加党的活动，当时就是这个想法。我就参加了马光斗领导的地下党活动，后来我就入了党。那时候我生产效率高，咱们不都是为了挣点钱努力工作嘛，正是因为工作积极效率高党组织才会看重我的，这是事实。
在被服厂工作时没怎么和人聊天，工作时间都忙着干活，除了下班一起走路碰上了说两句，然后就走了。工作时受过领导的表扬，给了我一点儿纪念品，因为我工作效率高，工作质量高，经济效益好。就在开大会时表扬我，我心里挺高兴的。我们那时候工作还搜身呢，要是家里头缺个线，富余了拿回去缝缝补补什么的是不可能的，要是检查出来要受批评的。后来我党籍恢复以后就调到大栅栏办事处，还看到负责检查搜身的女同志，就在那里住呢。上班来的时候不搜，就是下班走的时候搜身。这搜身有男有女，挺严格的。在马市大街时我做锁扣眼，搬到顺长街以后就不锁扣眼而是学缝纫了，是手工缝，后来到煤渣胡同是机器缝纫工！在煤渣胡同我一直干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