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党时是地下党组织批准的，特殊时期可能手续什么的不太齐全吧，而现在加入共产党的程序是很正规齐全的。大体是这样的：发展党员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必须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做到手续齐全，程序完备。
我那时情况是特殊的，都是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入党也是地下党组织批准的。特殊时代特殊情况自然是特殊对待，那时候都是那样入党的，我的入党介绍人也有，地下党领导者也有，也有党章等等，是正式入了党的。“文革”时造反派们喜欢到处抓把柄，吹毛求疵，就把我认作“假党员”给揪出来了。这是对历史的玷污和亵渎，是对老同志的极大不尊重！我想起这段经历来就特别气愤。“文革”时期黑白颠倒、社会动乱，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可以说那个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深受其影响，它是一场动乱，那时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我的“假党员”风波就是在“文革”中产生的，我爱人也是在“文革”中被冤枉成“走资派”而被害死的。
三年前我碰见我们的党支部总书记葛增福了，他到劳动局老干部处去开会。原来他在技工学校，后来也调出技工学校了。那次开会我也去了。我站在墙脚根，他说：“您是老佟吧？”我说：“是啊！”我一看是他，当时心里还说呢：要不是你把我调到陶然亭，“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把我揪出来。我的入党介绍人是马光斗，他是劳动局的局长。我们的老葛书记说：“你怎么认识他啊！”我说：“你别提他了，要是提他我还挺生气的。”
因为被说是假党员，我到104干校劳改了３年，到农村去劳动改造。104干校是宣武区组织的，我在那里９个月没交党费。后来老葛说：“原来你是这样的情况”。今年２月４日召开新年招待会，把离休老同志请到那里开会去，老葛跟我握手，他知道我是劳动局的干部，对我挺愧疚的。我就是恨他，要是他不把我调走，怎么会有假党员的事啊。
地下党领导人马光斗当时以布店老板的身份开展活动，后来调到北京市劳动局去了。我还没到劳动局，马光斗也没到劳动局的时候，就听说要他调到十一区当区长，可是他没调到那里去——我听别人说的，区长比市级领导就稍微低一点儿了——后来北京市给他分配当了劳动局长。
我到陶然亭以后做民政工作，就是领导各个居委会工作。我恢复党籍以后没调到组织部，而是调到大栅栏人事科。我在陶然亭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年被揪出来的，被揪出来以后就到１０４干校了。
当时揪出来的情景是这样的：大儿子去军垦了，儿媳妇没有在家。我５号请了一天假，６号给揪出来了，造反派说我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张永惠把我的手给捆起来了。（张永惠原来在陶然亭，后来到大栅栏办事处，现在还有联系。）那时候大字报还写着佟树琦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揪出来好得很。
“假党员”风波
组织部有一个姓黄的男同志，关键是他。他组织了好几个人的造反派，参加陶然亭的造反，经常到宣武区去，我命里要是没有他就好了，真是冤家。我恢复党籍以后，到白纸坊礼堂开大会，他看见了我不理我，在组织部一起工作时，叫个名就行了，见了几次都不打招呼。我心里说：“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何必遭受假党员的事啊！”
我儿子有个同学姓赵，他们家就在我们家西面住。一看写我的大字报他爸爸就给他写信去了，他就跟我儿子说：“支伟，我爸爸来信了，说你妈妈被揪出来了，说是假党员。”儿子一听就着急了，就往家里写信。
揪出来以后造反派不让我回家，让住在办公室里。离家很近，我们中午吃饭要到马路南面去。被子褥子让家里人给拿过来，我在办公室住了有三四个月，那时候也不能回家，家人都很担心。在办公室住的时候就是一起吃饭，一起回到办公室里待着。还有一个人是男同事，他在外间屋，我在里间屋，他是因为有历史问题。当时我挺害怕的，虽说没人看着你，不明着监督你，但是抓出一个坏人，人人都另眼相看，都远离你，你的一举一动都被暗中监视着，表现不好人家要向领导反应。
我爱人知道我以前在被服厂做过地下党工作，但假党员这事我没有跟他说过。当时我被关在办公室里不让回家，他很着急，就让女儿过来看看，有时候大女儿、二女儿放了学过来瞅瞅我，有时候还瞅不见，因为她们不敢进门，只能路过看看我。我从办公室被放出来的时候，没直接回家，让单位去我家拿行礼，一直到10４干校我都没有回过家。
下放到１０４干校，这段时间我主要是劳动。那时候干活有菜园子，就种菜浇水，别的像刨地什么的没干过。还有一个男同志，有时候下地收收麦子等等。当时是住在干校，住的环境还行，吃饭在食堂，还可以。当时从陶然亭办事处去改造的有四五个人。别的地方的是一个组，他们好几个区县，好几个班，１０４干校接收从各个地方来改造的人。
姓宋的也是陶然亭的，她是社区的，她有时候跟我使坏，怎么使坏啊？老佟今儿有什么吃的，她没吃给扔了，或者煤球炉子的煤还黑着呢，她就往外拨，还告我的状冤枉我。除此人以外大部分人还是挺不错的。我爱人经常到104干校看我，他一个月看我一回，带点卫生纸去，还带点儿吃的。我妹妹的爱人有时候也去看我，给我拿着饭盒，是他母亲做的小鱼，带过去吃的有时候还给受审查的人吃一点。在104那是劳动改造，人家都监督着你，不能随便去买东西。
到104干校之后，我９个月没交党费，９个月没回过家。爱人来看我时说：“你是假党员，你有手续没手续？”我说：“原来有手续啊！”他说：“谁给你介绍的，在哪儿，你得提供线索。”这事他都懂得。我都没对他说给我买个手电，那个时候我生活比较困难，住在一个老乡家。
揪出来好几个陶然亭办事处的都在一块，人家有的就地睡觉了，我还得过一个小马路，没有路灯，黑乎乎的到老乡家去，老乡也不给我这个坏分子开灯，我连个手电也没有。到了老乡炕上就睡了，第二天黑乎乎的就起来，也黑乎乎的上茅房，那个时候生活真是太苦了。回到家以后，他说了句心里话：“你够辛苦的！”要是劳动去，冬天得穿很厚的衣服，背后还贴着布条子——“佟树琦假党员”。
有一个同志那时候不觉得我是假党员，我们现在还有联系。今年２月４日组织老同志到饭店开庆贺大会时，我见到了这位老同志，他看见我说：“老佟，你现在怎么样？”那时我已经恢复党籍了，我这一辈子活到今天真是不容易啊！下放到104干校以后，有时候晚上开会我就站在群众的后面。我们人事科科长是刘殿奎，有时候他也在后面坐，问：“老佟，怎么样啊？”我说：“我不是假党员！”我就跟他说，我有入党申请书，有参加地下党活动。科长刘殿奎就说：“老佟，你就积极提供线索，不要着急。”后来我恢复党籍，我爱人去世以后，刘科长还到我家看过我，我也到他家去看他，他是二婚的，爱人去世以后又结婚的，他们都挺好的。
被抓出来之前我有自己的好朋友，被抓了以后好朋友改变了，像我说的张景慧，当时就是她把我的手腕给捆上的，以前我没事就到她家串门。一起揪出来以后在１０４干校，我们大屋里面有单人床，我们的床都不挨着，有空隙，都远离着呢。有一个姓陆的，她在门口横着，连理都不理我，当时有七八个人在睡觉。陆敬敏现在根本就不联系了，张景慧现在还有联系。还是去年的事，我打电话说：“是景慧吗？”她说：“是。”我说：“您跟爱人现在怎么样？”她说：“挺好挺好。”她家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现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