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逢日寇侵华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了北京城门，离我们学校挺近。当时我还在上学，知道了就特别害怕，回家就和妈妈说。家长觉得我害怕就说不去了，也可能觉得自己的女儿受委屈了，觉得那儿不合适。家长既没有说：“你上你的学，小日本侵略怎能打你去”这样的话，也没有说：“不上学影响你的学历，以后怎么找工作啊”，家长没有说让我一定去，就是觉得害怕就不用去了，我就这么上了三年小学。
第一次见到日本兵的时候我真是害怕，朝阳门外面好多日本军队。日本兵穿一身黄军装，拿着枪站岗。本来朝阳门里人来人往的，日本兵一来城门就关了，都没什么人了。日本兵用土口袋扎满了堵住了城门，还放了一些栅栏。我那时候害怕就不愿意上学了，后来就在家待着。
那时候日本兵离学校近，离我们家也不远，外面炮声如雷，家里的玻璃都用白纸糊上了，怕打炮以后震碎伤人。我们家那时候住三间房，后来把一个宽铺板给支起来了，搁上板凳，两个夹一块儿，怕日本兵闯进来，也怕受伤，就在那里面待着，在铺板底下铺上褥子睡觉。卢沟桥事变以后，在我们西边枪炮声特别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钻到铺板底下去。
那时候父亲还去上班，早出晚归。他去上班我们都担心，他也怕家里孩子受伤。那时候社会是动乱不堪，人心惶惶。日本侵略中国以后，当时我们的理解就是中国被日本人占领了，既气愤又害怕。父亲比母亲清楚情况，他有工作，工资还照样发，生活条件跟原来没什么区别，但是一听炮声响大家就害怕。路上的行人都少多了，但推水该推的也得推，该叫煤的也得叫煤，生活还得继续。那时候我和母亲一起去推水，推水那地方在出了我们八大人胡同的东口，没到日本兵那里，离那里还远点儿呢。
我在学校上学，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远远地看到过日本人站岗，没有到跟前去看看。那时看到日本兵就害怕，他们的帽子是尖的，有帽沿，背着枪，个子都不高，日本人个子矮。那时候我思想单纯，没有考虑别的，就是害怕，和周围人也接触不了，就天天在家没事干。白天也帮不了母亲什么忙，在家有些失落，但也得活着，不能因为这个死了啊！有时候也想想将来怎么办，但是在家庭环境当中，能吃就吃，能喝就喝。
我少年时的工作
1941年，我十五岁，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绥靖总署（绥靖总署也叫绥靖公署，国民党统治时期划了几个区域，派官兵去驻防，以免老百姓举行革命活动，划的这个区就叫绥靖区）的修理所当铣工。
铣工就是根据设计零件图纸用铣床（加工零件的设备）进行零件加工的技术工人，分为初级工、高级工。零件加工精度要求高，铣工在制造业中是很重要的工种，是对特种工具零件进行复杂的加工工序。铣工不仅要掌握经常使用的机床工具的知识，还要熟练掌握计算和调整，例如分度测角等等。
齿轮花键涡轮成形等都是铣工的“拿手好戏”，工具模具更离不开铣工的参与。铣工工艺主要应用于使用铣床加工各种异形或凹槽等，如齿轮的齿面、零件的键槽等。
我三舅家的二姐有个街坊是修理所的工人，是男的，起码有三十多岁了，他介绍我去修理所的。我在那儿干了有一年多的铣工。铣工就是站在机器旁边工作，有一个大点的圆圈和一个小点的圆圈（圆圈挺厚的，应该是铝的，亮闪闪的，还有点坡，有点儿像齿轮），我就拿自动机器搓，这工作老得站着，而且需要计算一个圆圈弄几个齿，我文化水平低不会算，老得请班长给我算，觉得挺麻烦的，机器也要教了才会开。
车间是挺大的一个屋子，但只有一台机器，我就站在那儿干活，不会就请教班长，不认识其他的人。修理所不管饭，我得自己出去吃，吃的东西都挺便宜。我不会算每天都得请教班长，不会工作心情也不是很舒畅，觉得挺吃力的。那时介绍人不在车间，而且这车间的其他人也不是干这一行的，没法请教别人。有时候发点米还有面我就扛着回家，有工资但不高。我在那儿干了一年多，就辞职去近江屋绣花厂绣花去了。
我1942年又到近江屋绣花厂去绣花了，近江屋这个工作是我姐姐的同事给我介绍的。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姐姐原来也在这儿干过活，她比我先去。
日本女人的衣服后面是缝的两片，两边必须合上，这两片当中有圆的花，做的颜色都比较深。绣花的针特别细，都是白针一点点绣上去的，专门有人做这个，然后再缝上，这叫“朦子”。日本女人的腰带挺宽的，后面还有褶。和服前面简单，后面要绣花，绣的线拿朦子绣，后来绣什么的都有。
我们在近江屋就是绣花。专门有日本人管这个厂，绣好了就给日本人送去。当时我们是为了生活而工作，也不管他的背景，就等着领工资。绣花和修理所不一样，修理所得有数学基础，绣花厂按照给的图纸做，该使什么线就使什么线，该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就是依葫芦画瓢，比较得心应手。花是红的比较好看，叶子一般是蓝色的。
近江屋那儿也不管吃喝，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到外边吃去。买玉米面贴饼子，有时候买点咸菜，有时候买点豆腐脑，最便宜的就是贴饼子。这个工厂在北新桥的梯子胡同。我在这个厂子里关系比较好的有二舅家的五姐，也是一起介绍去的。她过去在家里缝手套，收入不多。二舅妈当时给日本人家做保姆。每天下班，我和五姐先到二舅妈那儿看一下，然后一起回我家来。在近江屋工作的时候，五姐是跟我们住一起的，我们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中午还一起吃饭。我们下班从北新桥梯子胡同出发，穿过整个东四胡同，有时候路过十条胡同，二条到十二条，溜个弯进东门出西门就到家了。我是1942年去近江屋的，在那里一直干到日本投降。
五姐后来在东直门外找了个对象，是炊事员。现在我五姐去世了，今年正月初二五姐的儿女到我弟弟家去，我姐夫还健在，身体还行，这是听我五姐的大女儿说的。
去近江屋上班我们要路过八大胡同。12号是一个大院，在这个大院里日本人开了一个俱乐部式的娱乐场所，那儿经常有日本女人穿着日本彩袍，有日本兵到那儿去，也有穿着西服或者和服的日本人到那儿去。12号门是红色的，门很大，有灯笼还有站岗的，10号也是一个大院，11号是一个小洋门。
我们下班时天都黑了，回家的时候经常看见有汽车、三轮车到俱乐部去，有的对面碰上了我还要打个招呼，但我一般都是赶快走过去。去修理所工作时并不路过这一段，去修理所往东边走，路上没有日本兵，很安全。在近江屋那儿，日本人给发工资，发完工资我们就走，有时日本兵进厂来也害怕。我们家在路南面，近江屋在路西面。
我工作时外面还有炮声枪声，但心情比刚开始时要好一些，没有那么害怕了。那时候日本可能跟国民党要和好，反正就不那么炮声隆隆了。
1945年日本投降时我就失业了。日本投降后也是我姐的同事，介绍我去做临时工，就在东单牌子那里一个做西服的服装厂，我在那给缝纫工打下手。什么是打下手？缝纫工人做西服，都钩出来了圆的地方，这是要钉扣眼的地方，我就得锁扣眼，还得翻过来拿熨斗熨一下。就这样给缝纫工打下手，干了可能有一年。
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老大夫。老大夫要找一个使唤丫头。我妹妹佟树芬那时在家里没工作，因为生活也不太好，我就把妹妹介绍去给那位老大夫当使唤丫头——就是现在的保姆，那时候不叫保姆。那时候她也不小了，有十几岁了，去那里有一年，这使唤丫头得住在他那儿。妹妹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后来不知是因为干得不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老大夫就把妹妹给辞退了。那时候都是为了生活，我也挺难过的，怎么就把妹妹介绍到那里去了，这不是说我把妹妹给害了，也不是说我介绍过去妈妈不同意，妈妈那时也没意见。现在我躺在床上有时会胡思乱想，想起往事真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