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最早产生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寺院的一大贡献，时称“寺库”。是收取动产作为抵押，向对方放债的机构。旧称质库、解库、典铺，亦称质押，又有以小本钱临时经营的称小押。当铺多由私人独资或合伙经营。当户大多是贫苦百姓。
当价一般不超过原价的一半。赎当时须付利息。期满不赎，由当铺变卖。新中国成立后取消。改革开放后，有些地方恢复当铺，其性质和办法同旧时不同。老式的当铺门前有木制栅栏，纯属自卫，并非如传统所说当铺是牢狱犯人开设的。
我大姐叫佟树培，比我大４、５岁。姐姐小时候一直上学，没有失过学。后来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她认识一个人，通过这个机会教了日本人几年汉语，增加一点收入。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她晚上教课回来住，她都在饭店教汉语，日本人住在饭店，在哈德门，就是现在的崇文门。
我们姐妹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的事情，都是各管各的。有时候姐姐穿得比我们好，冬天她穿大衣，我们没有。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争论你怎么穿大衣啊。她去饭店教汉语，最起码得有点装束、有点打扮吧，穿着要配合工作需要。姐姐的衣服都是家里给准备的，外面打工要穿漂亮的衣服，在家我们有什么就穿什么。
后来姐姐在北京的日本绣花工厂近江屋工作，我跟她也在那儿干过。姐姐的同事们有时候到我们家来，喝点酒，喝酒的时候玩石头剪子布。我那时候还没结婚，烟酒都不会。姐姐又会抽烟，又会喝酒。
姐姐后来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唐山人，和他结婚了，结婚之后两人就回唐山了。在唐山一直没工作，待了一段时间又回北京了，不过仍然没有工作。解放后五几年到甘肃去了。去甘肃是通过他们的同事的关系，在甘肃她是做妇联工作。有时候我和姐姐会有书信来往。后来我去过甘肃两次，也就是和她聊聊天。
我跟姐姐关系比较不错，她是甘肃省的一个妇女主任。她那时有哮喘，有时候叠被子都会发作。她有两个女儿，我跟侄女至今还有来往，她的大女儿付玉梅结婚以后孩子都有了，后来生病死了，到现在有四年了；二女儿付玉洁健在，现在还有联系。她在甘肃的医院工作，侄女婿也在医院当大夫。她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学化学的，毕业后分配在广东，儿子也是大夫，在甘肃工作。
我有一个哥哥叫佟树敏。哥哥小学时当上了童子军，穿一身童子军装，一身黄衣服，戴蓝白领带，歪戴着小帽，这小帽还有一个弯。他后来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找中医大夫看，没看好，上三年级还是四年级时就死了，那时候都信中医不信西医。我哥是在家死的，那时候没住院，得病后去东四请的林大夫看的。他死的时候，我父母哭得特别厉害，但也没办法。
当时父母比较重男轻女，但是哥哥走得早，没发现对儿女有什么不同的对待。哥哥死了以后父亲天天在那儿哭，很久才恢复。我也没有安慰过父亲，那时候也不懂，就觉得父亲哭了自己也难过。
我印象里觉得哥哥挺好的。我们住在八大人胡同的时候睡的是炕，母亲早晨起来给他穿一身黄衣服，挺漂亮的，他走的时候戴着帽子系着蓝白领带。哥哥长得挺洋气的，那时候穿童子军衣服说明条件也好，要不然也穿不起童子军衣服。哥哥挺老实的，不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我后来有三个妹妹，三妹妹叫佟树明，害病拉稀走了，是趴在小板凳上拉，不知是没钱看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两岁多一点儿就死了。哥哥妹妹死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伤心。
还有一个妹妹，比我小十几岁，是1961年去世的。她那时候闲着没事干，我刚好在劳动局技工学校人事科，就把她弄到劳动局技工学校学习电工。1961年她第一份工作分到白纸坊一个厂子里，不幸工作时被电死了。
父母兄妹
她那时候通过介绍也结婚了，找的是外地人，说话有口音，他们结婚时间不长，还没有孩子呢。她电死了以后，人事科就通知我去，把她埋了。头几年我弟弟还说：“二姐死了以后丧葬补助费你应该要。”我说：“我当时在人事科，她在工厂死了，我怎么好开口啊！母亲那时也不在了，母亲要健在我还可以要丧葬补助费，因工死亡那应该要，虽然我也要养家户口，负担家庭生活，但我不好说出口。”
我在人事科工作，掌握着党的政策，也不好开口要。如果是普通工人或普通干部身份都无所谓，犯错误就犯错误了。当时考虑了，认为不行，不能要。后来埋葬我也去了，葬在大兴那儿，就这样不了了之。厂长因为当时的处境也没有提过这件事。后来“文化大革命”，我给这个领导人写了个大字报，我说我妹妹死了你都不知道吗？你一个厂长应该对下面人的安全负责任，但没有提钱的事。
还有一个四妹妹叫佟树芬，现在还健在，比我小七八岁吧。还有一个弟弟，叫佟树成，也健在，比佟树芬小两岁。我有七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三。现在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和我，互相还通电话。
我弟弟佟树成一直在针织厂做供销，他住的也是针织厂的宿舍。退休之前一直在针织厂里干，没有换过工作，住的宿舍也没有换。他干的是供销，这个工作主要是销售。他妻子是外地的，说话口音还可以。我弟弟小时候没有怎么受宠，小学上了几年就毕业了，当时家庭生活不太富裕。
后来托了我爱人的一个把兄弟，把弟弟介绍到西单一个皮鞋店当学徒，学徒期满以后就在鞋厂工作了。解放以后就跟我弟媳一起在针织厂工作，从鞋厂就到针织厂了。他现在退休好几年了，弟媳也退休了。
1954年左右，我母亲得了乳腺癌，我带她到北京肿瘤医院去看。当时医生也没说让她住院，就拿点药在我家住了一些日子，后来四妹妹把母亲接走了。我弟弟在朝阳门外分了平房，后来母亲的户口跟我弟弟在一起，弟弟就伺候母亲。
母亲胳膊肿了，冬天棉袄都塞不进去，我们就把棉袄拆了之后又给她弄肥了一点儿，这才穿上。肿了以后就卧床不起，一直就是我弟弟伺候着。最后母亲不行了，弟弟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我已经到了劳动局技工学校工作了。母亲动不了时，弟弟、弟媳就伺候着，洗涮、大便小便都伺候着，当时弟弟是受罪了，那时候条件不好，他也是挺不容易的。
要是当时动手术或者住院效果可能比较好，但那时候医疗条件很差。结果也没说需要住院，需要做手术，这就很遗憾啊。一想到母亲这么去了我心里就很难受，总想那时候该做手术的，一直很后悔。
我母亲这一辈子很不容易，因为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过得很艰苦。母亲很善良，一直没有工作，跟我们去被服厂锁扣眼做过一些日子，后来我们让她在家做饭，别的地方就没去过了。我四妹妹也锁过扣眼，我学机器缝纫，给国民党军队做衣服，后来慢慢地就不去了。
父亲虽然没有和我们说一些做人的道理，但是在一举一动之中都表现出来了。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挑挑拣拣的。我的二孙子老是挑挑拣拣，嫌工资低，要更上一层楼，我就对他说甭挑。
现在我认识的人都老了，也不能帮外孙子了。前几年我在职的时候，大女儿通过我的关系被分到白纸坊办事处工作。那时是找李志坚同志（“文革”时我在陶然亭，陶然亭办事处主任李志坚因为历史问题受到了冲击，我和李志坚一块儿在１０４干校劳改，我待了九个月恢复了党籍，他恢复原职以后分到白纸坊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