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时候，没有穿的，做衣服也是做黑布的，做布的也不容易了。那个时候二哥给我三毛钱、五毛钱，我就存起来，因为一块钱就可以做一件衣服。
我偶尔还给二婶子家挑猪菜，完了他们就会给我一个小褂子。实在没钱做衣服了，大姨就会给我做一件衣服。后来我二哥说：“小四子（我在家排行老四），你别着急，以后我给你买。“后来二哥买了蓝格子布给我做了一身衣服，当时欣喜若狂。
哥哥的英年早逝
在我18岁那一年，二哥（李桂发）21岁，也就是那一年他参加了工作。后来二哥就得了胸膜炎死了，因为心外面长了很长的膜。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给哥哥治病，家里的金戒指、古董，能卖的都拿出去卖了，为了给他看病。结果看了三年，也没有治好，就死了，我特别的伤心。
我还记得，二哥死的时候，他那么高的个子，躺在一个小床上。那个时候不时兴火化，快要埋葬的时候，家里没有钱买棺材，没有钱买木头。后来工作队的干部来我家做工作，让我哥哥火化，我父母很通情达理就同意了，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来说真的不可思议。二哥死后我母亲天天哭，在二里地外劳动的时候，我都能听见母亲的哭声。
二哥死后，我姐姐就结婚了，家里就数我最大了，我就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晚上去排练，演出也有工分，我们有五个大队，三分工是一个晚上。我从来不生病，身体比较健康，能吃苦，每到晚上排练节目我就很有精神，很高兴。我父亲总说：“我们家小四子要是儿子才好呢。姑娘家总有一天会嫁出去的。”我出嫁的时候，父亲哭得很伤心。
童年感悟
这样一路走了过来，现在回头看我的童年，真是坎坷。吃过大锅饭，赶上过三年自然灾害，兄弟姐妹又多，生活虽过的艰苦，但却很温暖。我是个能吃苦耐劳的人，从九岁放弃学业就开始照顾家里，瘦弱的身躯挑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家庭的温暖，亲情的呵护，让我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
那时日子虽过得艰苦，可发自内心的觉得快乐，而亲情就是我快乐的最大源泉。如今回首，我依旧觉得童年是我最天真无忧、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光。可能那段时间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读多少书，一心就想读书。
经历苦难，我依旧笑对生活
劳动、演出两不误
我从小就爱好文艺，喜欢唱歌、跳舞。十岁就参加了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那时候我个子很小，长得瘦瘦的，却很精神。每到过年，我们参加的宣传队，都会到公社表演，给大家拜年，然后依次到军属、烈属家拜年。
至于我是如何进入文艺队的，还有一些过程。那个时候我没有学过什么，只是上学时老师教过一些东西，当时我就唱了一首歌，是姐姐教我的《采茶歌》，后来大队上面就看上我了，就这样我就顺利进入到宣传队了。
我特别高兴，父亲也特别支持我。练了一段时间我就正式参加演出了。我记得演节目时，大家都是腰里系着红腰带，边唱边跳，节目叫做《小放牛》。那是第一次表演，我演女主角。在文艺队的时候，父亲给我们大家煮饭，我们在那里一起吃。从10岁到20岁我一直都在从事文艺活动。那时候我母亲锄草，我父亲在生产队劳动。我直到13岁时，参加劳动，才能拿到和大人一样的工分。
我什么苦都能吃。中午要回家吃饭，我就趁休息时间带一个大的篮子，到地里去挑猪菜。那时我十几岁，背不动，哥哥就接我回去吃午饭。我家里是南北朝向的一个房子，吃过饭就自己缝补衣裳。我九岁不上学就自己洗衣服了，母亲特别喜欢我，觉得我很懂事。
我晚上的时候排练，白天就参加劳动挣工分，宣传队里我挣的工分是最多的。其他姑娘跟我一块干活，我挖两条地，她们一条都挖不出来，我两块草地都锄完了，她们一块都没有锄完。虽然个头小但我觉得自己比男孩子都能吃苦，都能干。我尤其记得在我们老家大队里插秧的情景，每次都是我最快，我也特别会干，什么东西我都会。我父亲说人家都比我大，最起码过了16岁才可以去挑河。父亲就怕我累伤了，以后就不好办了。后来都跟她们一块挑、一块干。我们公社二十华里，都是跑路。我挑了20多条河，也不觉得累，就是没有鞋穿，一到地里脚就湿了。
挑河是大事，家家户户都有份，没有男丁的，妇女一样上。老人便去工地上烧饭。伙食一般是红烧肉，越肥越好，还有青菜汤，米是自家带。
挑河很热闹。工地上红旗招展，人来人往。水早已抽干，河底结着薄冰，农民们套着胶鞋雨靴，一杆大锹一副泥筐，或夫妻配合或兄弟搭档或自产自销，并不很紧张，打号子，说笑话，聊天儿，时不时有人唱上几句。队长来回地巡查，笑眯眯的，说一些鼓励的话。高音喇叭里唱着欢快昂扬的歌儿，一会停下来，播一篇表扬稿，再播一遍领导讲话，说得人热血沸腾，干劲十足。
冬天也要挑，姐姐手脚都生冻疮了，我却好好的。大清早一地寒霜甚至飘着雪花，也要干，为的是赶进度。风雪之中，喇叭里依然高唱着慷慨激昂的歌，依然是领导在鼓劲。人人脸上都红扑扑的，鼻尖上渗着汗，不停地挑，不停地挖。晚上再也顾不上看演出了，甚至饭也顾不上吃，摸黑也要回家，他是真的想女人想孩子了。
我想我就是命好，身体一直很好，从不生病。所以一天都没停止过劳动，挣的工分自然也就比别人多。
在宣传队的时候，每次表演都要化妆，这个是由专门的人负责。先抹一层亮亮的油，然后上面就加粉，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胭脂。口红把嘴抹得红红的，眉毛眼睛也都画起来，使用的工具也是跟现在差不多的眉笔。演出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扎一个高高的辫子。
演出服都是自己带的，比如说演一个老奶奶，就在农村的老奶奶那儿借一个衣服，腰裙都是黑的。要扮演年轻人就穿自己的衣服。要装民兵，我们就自己做，腰带都是自己买，打扮的像模像样。
唱淮戏就穿我们家乡的那个衣服，要演红卫兵就穿当兵的那个黄衣服，我到公社演出就穿好的。我13岁参加排练节目到县里去演出，到县城演出穿得就很好，都是正规的演出服。
还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十三四岁。我们的节目都是大队验收之后，才可以正式演出。有一次排节目，我们都受到了表扬，大家心里感到非常高兴，我就给宣传队的队友们讲故事。讲了一个我特别小的时候听的一个故事：那年农历五月十二日是我五岁生日，那天我特别的高兴我母亲给我包了粽子，那一天家里也不让我干活，就让我高高兴兴地玩儿一天。
那天我姐姐出去看演出，是淮戏《珍珠塔》。因为我姐姐不带我，我又特别想去看，就哭了，还抱着姐姐的腿求她：“姐姐带我去吧。”我一直撒娇，后来姐姐实在没办法就带我去了。后来我们同事听到了，都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