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虽然我们因为比赛更为重要而没有过多经历这些，但同样也要表明自己对于“大跃进”的态度，这是对于国家十年建设的一种肯定。虽然后来再客观评定，这种做法未免偏颇。而仅仅是那两天的劳动，我也是累得筋疲力尽。这些感受我如今依然感觉仿若昨日。
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至1961年间，穷困的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大跃进”所带来的惨重损失之后，继而面对着持续三年的困难时期。天灾人祸一时间搅得民不聊生。
我在同情广大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时，也深感自己的幸运。虽然国家很困难，但是相比之下，部队的待遇还算比较高的——普通百姓一日也就几角钱，我们可以达到一元多。那时每月的粮食都是定量发放，一月大约有二十余斤。或许如今人们的生活一月都消耗不了20斤粮食，但这是因为我们如今生活富裕了，可以从其它方面获得补充。而我们那时则不然，一家老小几乎就靠这二十几斤粮食过活。生活是艰难困苦了些，但还没有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为此，我很感谢国家对我的厚待。
不可否认地，大炼钢铁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确实如狂风骤雨般侵袭了整个中国。我能够生活在一个相对宽裕的环境里是我的幸运，但大多数的中国人民还是深受这场浩劫所带来的沉重打击。不少人在那场漫长的灾难中家破人亡，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悲痛的事情。而深受国家照顾和优待的我，更觉自己使命重大，只能穷尽我的一生去为我伟大的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四清运动”
1963年到1966年5月，我国先后在大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了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时称“四清运动”。
开展“四清运动”时，我正在运动队里抓训练。由于组织对我的信任，以及我训练方面丰富的经验，组织令我到基层去帮助工作。“四清运动”时，若我还在总部工作，或许生活会贫困些。但我下放到地区协助工作，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我乃上级派下来的工作人员，各种待遇自然也相对高些。因此，我的生活条件还算比较好。
而就全国困苦的生活条件来说，我能够在那样的环境背景下，创造出成绩，这更是十分优异的表现，可见我的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都不同凡响。
“四清运动”其实是一个“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我们都要奉命去那些地方公社、乡村帮助人们进行政治运动。由于我曾经为部队争得过荣誉，部队对我多加照顾，并没有把我下放到太偏远的地方。于是，我奉命在301医院对面的地方搞运动，可也没有发现什么贪污、盗窃、吃喝玩乐等破坏队伍纯洁的对象，最终也只是不了了之。我这还算是好的，和我同批的许多战友甚至被派到了山西、陕西开展“四清运动”。他们的情况就要比我艰难许多了！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风雨中挣扎的中国在1966年迎来了震荡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受冲击者不计其数。
“文革”的冲击是巨大的，连我也未能幸免于难。当时军事三项队中有“造反派”认为，凡是当权的领导、政委、队长都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要被坚决打倒的。副队长兼总教练、政委周长彬和我都是他们打击的对象。因为我去厕所暂时躲过了一劫，但后来我听通讯员告诉我，那些人把我们的办公室给封了。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这些人不仅封上了办公室的门和柜子，还逼问我要粮票去串联，要钱去买车票。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这钱不是我的，粮票也不是我的。我不能随便盖章，这是要负责任的。这些人被我拒绝后，气愤不已，将我关进了牛棚，誓要打倒我。而后更是找到了叶剑英，希望可以处置我。
但叶剑英元帅义正言辞地为我正名：“韩桂山出身本质很好。他为国家、为军队立过功，出身本质定了！”当时还盛行“阶级成分论”，一听有叶元帅为我正名，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放人！于是，只见这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我驶来，还用大字报将叶帅的指示清晰地呈现出来：“叶剑英指示，韩桂山为国家和军队立过功，你们打倒他干嘛？放人！”
我从牛棚里看到这些情形，心里有了底气。后来他们派出代表向我说明情况：“队长，你解放了！你领导我们。”虽然事情最终解释清楚了，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就关我进牛棚令我感到十分委屈。如今，我清白了，但我也不出去了！我对着那些人说：“你们打倒我就随便，要解放我也随便。没有任何一级领导说打倒我……”我内心里始终希望对方可以给我一个公道的解释以还我清白，洗刷我的冤屈。他们见我似乎打定主意不配合，只能又到部队里向领导汇报。最后，还是部队里再来人动员我：“韩桂山你不要和群众搞对立，这是群众运动！”我这才肯罢休。
关牛棚是我在“文革”时期经历得比较大的震荡，而我也深深牢记着叶剑英元帅为我做的周旋和帮助，感谢他对我的大恩大德！
相比其他人，我所受到的冲击真是相当微小了。有些政委层级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被吓晕了。他们被逼着游街、戴高帽子，一路上还有人敲锣打鼓，但我都没有遭到这些虐待。这和我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一来，我的出身好；再者，也没有什么冤家对头。在平日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一直积极上进，严于律已。
有些人或许会因为平日作风不谨慎而被抓出来批斗，有的则是得罪过人，无端受冤。但我一直很注意保持和群众的关系，我和我的同事、下属们从来都是打成一片。有些人家中的妻儿来到城里没有地方落脚，我都让他们先暂住我家。吃喝都是我来供应——细粮分给客人们吃，我和家人吃剩下的粗粮。再有交通不方便，没有公共汽车。而我有一辆车，便过去把人接来，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很妥当。我就是这样愿意做好事，我把众人都看成是我的阶级兄弟，祸福与共，从来不会将功劳占为己有。正是我这种大公无私、真诚热心的处事原则，使得我得以在“文革”时期保全自身，免受伤害。
“文革”最严重的那段时期，国家的政局又有所不同。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受到了严重冲击，特别是“林彪叛逃事件” 爆发之后，“四人帮”更是大权在握，完全不是我们能够介入的领域。那段时间，我们只是这场变革的参与者，只要听从毛主席的指挥就好。
我们每日念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彪永远健康”这样的话，如若不然，则会被认为是反党、反革命。在我的记忆里，面对国家的动荡，人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要拥护毛主席、拥护这个运动的想法，并认为这才是真正地忠于党，忠于人民。作为我这样贫苦人民出身的人来说，从过去的土地改革，到而后的其它各种运动，我们的行为始终围绕着保护国家这一主题。只有保证我们的党不变色，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生活，才能够实现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基于这样的思想，我们更多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在当时并不存在反对的想法，甚至连质疑的声音也没有。除此之外，我从一个贫苦家庭中的子弟，到后来当兵不断成长，党和人民也给予了我很多荣誉。这都只能使我更加深刻地热爱中国共产党，那么党组织布置给我的任务就一定要贯彻落实好。如果全国人民都能够在自己的位置上，把个人的工作做好，那就是对国家、对人民最大的贡献！我一直抱着这样的想法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