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在七机部的工作，那时也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但是在我的带领下，所有人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生产、工作。“文革”时期确实存在许多反动事件，别人我不清楚，但单我自己来说，所有的事件发展都有其必然原因。而我所在的七机部，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反动事件，我总会及时把这些反动思想扼杀在摇篮里。在这种思想萌芽时，我尽早对这些人进行思想教育，将他们领回正途。榜样的作用总是巨大的。在我的正确领导下，我下属群众又都及时走回正途。
凭我微薄的力量难以在动荡的中国力挽狂澜，但我可以针对周遭的事情进行弥补修正，我的不懈努力总会为我们赢得一方干净的土地，等待我们祖国更迅猛地腾飞！
“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为了防止所谓的“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令江青一伙人在全国开展起“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最先指向林彪。当时林彪已经去世，但他之前曾为开展反动事件而在七机部进行过严密部署。故而，我当时所在的七机部成为了重点调查对象。
林彪在“叛逃事件”之前曾亲到七机部进行参观考察。行政方面由国防部科委王秉璋亲自布置部署，十分机密。技术方面则由我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主管。而我那时也正得领导信任与重用，被派去陪同林彪进行视察。从总装车间出来后，三迎门至二迎门的一公里距离，我近距离陪同林彪，向他解释我们是如何发展我国尖端武器的。那时我为自己能够接触到这样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而感到光荣，但在林彪叛逃的反动事件被披露之后，这就成了我厄运的开始。
上级组织抓捕大奸队和小奸队。大奸队就是高层领导，如王秉璋这种帮林彪详细布置半年之久的领导干部。小奸队就是指林彪手下工作的一些人，这些人被冠以“林彪的走狗”、“林彪的帮凶”等称号，我不幸被归入其列。
尽管如此，我也并不慌张，毕竟我没有参与任何危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情。调查到我时，我坦白直言：“我的行政领导是国防科工委的王秉璋。他是一把手，所有的布置都是他亲自执行的。不止有我一个人。”七机部共分为三个院以及一些小的研究所，但都是围绕着组装导弹这同一研究体系进行。第一研究院设定在南苑，所有的任务都是有具体记录的。我将这些展示给前来调查的人。我在何时何地做了什么，其间的步骤如何，这都是领导详细部署下来的。我向对方解释：“我负责组织安装，负责场地安全。除了这些尖端武器的组织以外，我没有参与其它工作。那些也不是我权力范围内可以接触到的事情！”
对方一番考察下也证实我所言不虚。首先，由于工作的缘故，我平时并不曾外出，没有可以接触其他反动人员的机会，更不会有何反动举动。第二，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是一窍不通。毕竟导弹是十分精密的东西，它的组装就更为精细，我甚至连如何为它装上螺钉都不懂。在七机部，我作为上级派下来的军代表，只负责安全方面的问题。具体的精密操作还是由钱学森领导。而行政领导方面，我所准备的事物都是王秉璋布置给我的。如果确实有问题，那也是上级决策时出现的纰漏。我的责任只在于管理好我下属的工作人员。在我的职权范围内，保卫国家安全，保卫机密安全，保卫尖端武器能够顺利安装就是我能为国家和军队所做的最好的贡献。至于其它，亦不是我所能够干预的了。
经过一番审查，我被排除嫌疑，证实不属于小奸队成员，被无事解放了。但也有如王秉璋这样被查出来的。他是国家专委的成员，负责的事务比较重要也比较广泛，在这次斗争中便未能脱离干系。
1973年，周总理又组织进行了一次尖端武器参观，叶剑英元帅也陪同参加，以消除林彪在此方面的影响。参观的规模和内容与上次相仿，只是人员配置上出现了变化，而此时，王秉璋已无权过问。那次的事情是周总理亲自组织，我记得很清楚。叶元帅也和我讲话：“韩参谋，你过来！为什么我们的1059 要烧酒精呢？”我以前在叶帅手下任参谋，他对我并不陌生。我向他解释道：“这个不是我们研制的，是从苏联进口来的。它的研制结构料配底是烧酒精……”能够再次有幸陪同国家重要领导人进行视察，并且陪同的是我所敬佩的周总理和叶帅，我更感高兴。
并且，经由这次的审查，叶剑英元帅再次审查了我，证明了我的清白，我也就安心了。从始至终，我始终是党的坚决拥护者。我自总部下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奉命前来七机部做军官，负责所在部门的安定团结，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兢兢业业地处理我的工作，尽到我工作组织者的责任。为此，虽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曾一度受到牵连，但终是平安无事，继续在我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逝者已矣，继往开来
1975年，我奉命前往非洲马里，帮助非洲军队组织军队建设、提高士兵战斗素质。1976年6月，我出国专家组回国，时值新中国举国伤痛之时。
新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之后，在1976年，先后失去了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三位国家重要领导人。举国沉浸在一种哀伤的气氛中，社会动荡不安。当时，是张东环部长到机场迎接我专家组回国。从机场返回部队时，张部长在车内叮嘱我们：“你们回到国内不要乱讲话，不要乱交代。因为你们一年多在国外，国内的许多情况你们不了解、也不知道，国内有了很大的变化。”
张部长所说的“变化”主要是指经历了“批林批孔”、“斗私批修”等一系列运动，国内各部门人员配置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动。此外，由“四人帮”到解放、由没钱到有钱，群众们的想法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更有三位国家领导人的接连逝世给社会带来了浩大的震荡。
回到单位后，我们一行人先在招待所住了几天，由其他工作人员对我们进行“消毒”，即为我们灌输当下的正确思想，以免我们走上歧途。但我是个有原则的人，始终秉承着“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这一指导思想，全心全意跟党走。而我这一辈子都是部队里的参谋，都是从事体育事业的人员。我心中明了自己的职责所在，也就全心投入到我国的体育事业中，其它事情都不很重视。因此，我也不会有任何反党、反社会倾向，始终忠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专注于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人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是对中国人民的第一个重大打击。同年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作为一名军人，朱德元帅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一些。朱德元帅是解放军部队的总司令，他在军中有很高的威望，本身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朱委员长的逝世实在让我们悲痛不已。但在全中国范围内影响最大的，还是人民领袖毛主席的逝世。毛主席带领我们中国人民驱除日寇，打倒国民党，使得穷苦大众翻身做主人，建立我们伟大的新中国。他在人们心中有着难以动摇的地位，因此，毛主席的逝世实在是一个令全体中国人民伤心欲绝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