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亲的妻子
每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精神。幼时，我的家庭有父母和我，他们传授给我做人的道理，质朴但真挚。而今，我拥有自己的家庭，这里有我和我的子女。我将家庭的文化继续传承，愿他们都成长为栋梁之才。
抗美援朝时期，部队没有固定的营房。我们且行且止，扎营时便借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家中。
当时，我们驻军在沈阳军区辖内，住在当地的一个半村，妻子家正在这里。当地务农种地的少，多是发展工业，生活比较殷实，妻子家还算是个中农。
我们的部队暂住妻子家中时，恰逢“三反”、“五反”运动开展期间，部队大搞忆苦思甜。妻子家的房子只有里间和外间，里间是她家的大人孩子居住，外间则腾出来给我们。我们一班约有十余人，外间的炕也不大，只能拥挤着凑下六七个人休息。烧炕时，在外间烧火，烟道从里屋出去，生活很艰苦。忆苦思甜期间，我隐约提到，母亲曾向我提及，她为我订过一桩娃娃亲。对方姓吴，是我家从山东逃荒到东北时结识的，那时两家父母相约定下了这一桩娃娃亲。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甚至已经记不清那个和我订下娃娃亲的女子的模样了。
而后近一年的时间，我们都居住在那里。妻子和她的母亲都是从事妇联工作的。她母亲对我在部队里的情况也略有耳闻，知道我行事认真，很受领导器重。而在后来和我的相处中，她母亲更是对我愈发满意，对我个人的仪表、品行，都十分满意。更有我雇农的出身，在那个“唯成分论”盛行，只重出身的年代，她母亲认为我的前途无可限量。这对妻子略有敏感的“中农”家庭来说也很是受用。
碍于军中不准谈恋爱的纪律要求，直到一段时间以后，妻子的母亲才向我坦白：“韩班长，我和你的父母是亲家，我女儿吴文珍就是和你定下娃娃亲的人。这是原来你妈妈和我给你们许下的诺言，她是你媳妇！”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突兀极了，我甚至不曾确定过，当时只是推拒：“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小时候老人间的事不是我的事。”隔了几天，我写信向母亲确认此事。母亲在回信中证实确有此人，只是此“吴”是否是彼“吴”，一时间还难以分辨。
知道这个消息时我尚不足弱冠之年，对于这些问题也不甚了解，只在母亲大致的肯定下选择了默认。但是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们部队在大连、大孤山、丹东等地往来、备战。我们奉命守在鸭绿江边，承担守海港的任务。一旦朝鲜失陷，我们需负责迎击李承晚的部队。备战时刻万分紧张，我脑中早已无暇思考那宗莫名其妙的娃娃亲，只是下意识地认为自己依然是自由之身，也全不在意。
只是小我三四岁的吴文珍还会经常主动联系我。后来在抗美援朝的过程中，组织上把我送到了齐齐哈尔第二十七步兵学校深造。上学期间，我又参加了全军运动会等各种活动，“英雄模范人物”等光荣称号也接踵而来。此外，我所领导的班级还先后获得了“巩固部队模范班”、“生产模范班”、“学习模范班”、“战斗训练模范班”等光荣称号。我的名声亦随之扩大，在军中已是小有影响。那时，我们的大部队还驻守逗留在妻子家所在的村落。各班战士平日也会互相串门聊天，偶尔会谈及到机枪班副班长韩桂山在营中表现很好，时常受到表扬之类的。这更加深了吴文珍父母对我的好感，也愈发积极地促成我和他们女儿的婚事。
阴差阳错成定局
随着我军职的晋升，我后来已经不在部队里当兵，而是来到了机关工作。
以前在部队当兵，接触的多是老百姓；到了机关工作以后，我接触到了更多有地位有影响的人。这其中有男有女，我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社会上已经开始提倡自主婚姻、婚姻自由，不再盛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一套。我自己心中便有些反叛的萌芽，不太愿意承认这门娃娃亲。毕竟我从未参与过此事，更遑论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感情了。
但或许是我始终没有明确承认我和吴文珍之间的关系，她的母亲按捺不住，就带着她来到了军区，住在我们的招待所里，我负责接待了一下。这样，吴文珍也会趁我每周末休息的时候来看看我，在态度上比较积极主动。
部队里是不允许战士结婚的，即使我后来晋升为干部，遇到的情况更多，但结婚也是有条件的。与此同时，吴母愈发喜欢我这个“女婿”，又见我和吴文珍感情没有进展，千方百计地将我们之间订有娃娃亲一事通知我的上层领导。在我要打退堂鼓的时候，领导找我谈话说：“既然有娃娃亲，那你可不能当了官以后就不要人家了。”这在过去叫做嫌贫爱富，是忘本！这可是顶很大的帽子，领导还说：“你应该跟人家认真地谈一次。而且这些年了，人家老来看你，把你当作自己的亲人，这都是很不错的！”后来，吴文珍又透过家中关系转调到了沈阳食品公司，位于沈阳东大街，距离我军区只有一个路口的距离。
由于吴文珍以前在农村从事妇联工作，在人员配置方面具有一定经验，调到食品公司以后出任人事工作，也是在那段时间，妻子结识了该公司后勤部的胡某。谁也没有料想到，就此埋下了隐患。
事情发展到此步，我也不得不和吴文珍保持联系。1954年，由于我在体育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出色表现受到了领导的关注，我被派往北京拍摄电影《体育教范》。在这期间，我偶尔会和吴文珍通信，但言语间还未过于亲密。之后，我亦顺利地从沈阳军区被保送到了广州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临行前，我将抗美援朝时期保留下的纪念章、军装，以及46本书籍都搁置在吴文珍家，请她代为保管。可谁成想到，吴文珍结识的胡某竟然是国民党的特务。他趁其不备，将装有这些物品的小木箱子盗走。木箱中保存的书籍如今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军事书籍只有机密和绝密之分，同为保密内容。这一次的失窃让我莫名其妙地被记了一次小过，心下更不满意这桩婚事了。
此事之后，我曾一心想要避开吴文珍一家。当我结束广州军校的学习，顺利毕业之后，我选择前往总部的训练总监部任职，自此，我开始贯彻不再联系的方针。为此，我还请求曾和我一同在沈阳军区担任过参谋的沙云飞，请他在收到来信的时候注明“此人不在，退回”字样，断了吴家的念想。但吴文珍也是神通广大，后来找到了沙云飞，从他口中得知我已经被分配到了北京总部任参谋，之后更是大胆地不远万里从沈阳来到北京找我。
虽然我心里残有对包办婚姻的愤懑以及受处分的怨气，但我与吴文珍之间尚有娃娃亲的牵连却是不争的事实。两人纠缠至此，我也不愿再多做争执，就此答应婚事。
1956年10月1日，我和吴文珍结婚。在部队登记之后，战友送给我们些日用品，如镜子、暖壶、脸盆之类的，之后我们一同回老家结婚，也让妻子见见我的父母。可就在此时，这桩娃娃亲露出了马脚。原来，母亲当年为我订的是家山东人，而妻子却是地道的沈阳满族人。两厢对证下，自然穿帮。可木已成舟，也由不得我们更改，只能继续这桩婚姻。
婚礼是在东北逃荒的一个林区山村举办的，过程很简单。我们都是一清二白——尽管我那时已在部队担任参谋，但工资只有旧币二十多万（1955年，国家曾进行过货币改革），相当于新币二十多元。妻子家中姐妹四五人，也并没有什么陪赠的嫁妆，只象征性地陪送了一个脸盆、一个暖壶。我们的喜宴并不讲究，只众人一起凑凑热闹，沾染些结婚的喜气，随便吃了些东西就算礼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