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老师的关系处得很好。黄老师为人很好，乐于挑重担，处处帮助我，体贴我，就像是位慈爱的长辈。
我执教没有困难，自认为教这些学生能力有余，教学质量尚可。
在我执教的课堂里其中有两位学生，是我伯之舅舅的孩子，一叫邬东山（男），三年级生，一叫邬榴榴（女），一年级生。伯之舅舅的家在杨四岙，该地离石桥头很近，一二里地，杨四岙本身没有小学，所以孩子便都到四维小学来上学。
关于伙食，黄老师自起炉灶。需要由学校供应吃饭的只有我一人，是包给一位老乡予以解决的，老乡送来的饭菜很可口，如螺丝汤等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学期结束了，我的薪俸是稻谷，用船把它运到我家中，同时学校还送我许多甘蔗。
为了答谢伯之舅舅对我的帮助，该年中秋节，我买了中秋月饼，专程去他家拜见了他，向他致谢，送上祝福。
投身革命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
秧歌队、腰鼓队，宁波全城人民热烈庆祝宁波解放。人们在唱《你是灯塔》的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在革命激情的感染下，我也想投身到革命中去。该年暑期，我与小姨就一起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并得到了大姨的支持。但终因大姨所引荐的单位我们并不是很喜欢而作罢。
继续在宁中读了一学期的书后，因两个原因我下定决心不再读书了：一、我家经济拮据，无法继续供我读书；二、革命激情的呼唤。于是在1950年初，我离开家乡，由父亲带着，过杭州奔上海，住在小舅公的女儿邬安芝（邬秀英）与其丈夫陈郎清所开的一家百货店“同顺泰”里（在浙江中路）。借用这个住处我考学，先后被华东军政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录取。
安芝姨，是我小舅公的女儿。她待我甚好，这次我考学住在她家就是一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她曾来过北京，我两次以上去她住处拜访过她。安芝姨有个弟弟邬祥年，正式名叫邬西濠，是位书法家，住在苏州。我在苏州华东革大学习期间，曾多次去拜访过他。1981年9月2日他们来过我家，1981年及以后他先后赐赠过我好几幅墨宝。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再说考学的事情。当时报上公布，两校均录取了我。军政大学发录取消息在前，但终因父亲不主张我参军，而转去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我是1950年2月正式去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报到的，那叫华东革大二期。该校地点在苏州北兵营。我被安排在该校四部第28班第6组学习。
苏州园林
华东革大的校长是舒同。负责我班工作的主任姓孙，具体管我们的是徐振亚、华凯两位同志。
华东革大是一所以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为内容的学校，所学的内容有“改造学习”、“从猿到人”、“五种社会形态”、“国家与政治”等，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听大课，在此基础上进行小组讨论。
革大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在我所在的组里，有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人。具体的同学有方宗尚、徐英白、孙警钟、魏荣康、马友璋、张文江、刘励华、王淑宾、李舜初、杨先燏等十多人，我组的组长是方宗尚。
我任28班班委会的学习委员。
在革大，经由刘励华同志介绍，我于1950年5月23日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该校团四总支二十八支部成员之一。
我在革大的校刊《改造》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刊登在该期报纸的夹缝里（具体是哪期我记不得，时间在1950年8月）。题名为《我是怎样和非团同学密切联系起来的》。这虽然是一篇很不显眼的文字，写得也不怎么好。但对我而言，却是我生平首次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发表在报纸、书刊上的数百万文字其油墨香始于此。
我在革大学习的最后一个学习专题是关于土地改革方面的，这是组织上为我们参加土改所提供的一个政策支持、精神支持、武器保证。在这个学习结束后，1950年10月，我们的队伍就浩浩荡荡地向安徽皖北进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从此在皖北打响。
土改，入安庆地委
安庆天柱山
安庆迎江寺振风塔
1950年10月，我去往安徽皖北潜山仙驾乡、怀宁三岭乡参加土改。
乡土改工作队由六七位同志组成。我队组长车延贵是位老同志，山东人。我任副组长，组员有金伯良，周惠海、辛伯先等七人。
土改由宣传、发动群众、划分阶级、分配土地等几个阶段组成。我工作队工作进行顺利，圆满地完成任务。
我在土改中被评为潜山县、怀宁县的一等土改模范，获丙等模范工作者荣誉称号。
在土改工作期间，我们还发动群众抓大生产。有一首歌这么唱：“寒冬天，过去了，春天快来到。快准备，大生产，春耕已到时候了。”该歌旋律很好听，发挥了极佳的动员作用，极大地激励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使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
约3个月后，土改工作结束，我被调入中共安庆地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工作。安庆地委是党的工作部门，能在这里工作，感到万分荣幸与欣喜。为了更好地回报组织对我的信任，我积极地工作着。
安庆专署、安庆地委管辖着10余个县，包括怀宁、潜山、桐城、望江、宿松等。为此，我经常出差，奔波于各个所属县间。
在安庆地委工作期间，适逢国家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奉调参加酒专的“三反运动”工作，先后任副组长、组长。我去了合肥、蚌埠、阜阳等地搞外调，有时还带着“老虎”（当时特指贪污犯）一块走。
安庆地委书记先是傅大章同志，后是桂林栖同志。具体管理我们的是武铭、林晓光等同志，他们对我都很好，给予了我很多的教育与帮助。
1951年4月，安庆地委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活动，我被评为学习模范。
在这段时间里有这么两件事，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一是，因为我在农委工作，接触的都是有关农业方面的事。我就与接读农村来电的电话报务员同志合作编写新闻稿投送给皖北日报、安庆报。我们共发稿8篇，有4篇被刊用，我成为了皖北日报的通讯员。
二是，我好学，总觉得人的一生是宝贵的，不能虚度蹉跎。为此，我在工作之余，学习亚伟速记学校的速记课，并毕业。在我以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后，我在听课时就用这速记技术做记录，很有用。
至1952年，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实行，需要大量人才。于是，在该年的五六月间，安庆地委组织基于对我的信任、培养，选派我进安徽干部学校大学补习班芜湖班学习，让我入大学深造。从此我开始了崭新的学习生活与工作生活。感怀组织对我的器重与培养，我由衷感谢。我现在可以郑重地告慰安庆地委组织，几十年中，我刻刻苦苦学习，兢兢业业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你属下的人没有给你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