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中国人民大学
今日的中国人民大学
我在安徽芜湖大学补习班学习，补习数理化方面的知识，被分配在5组学习，成绩尚可。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有自行招生的办学待遇。该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来人到我补习班招生，我被选中。来芜湖招生的人大同志叫张正钊。
我入大学来是想学习关于土木方面的。因此，在当时，我对人大把我招走去学文科并不满意。
在人民大学我学的是经济计划系计划班农业专业，学制四年。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是吴玉章，经济计划系的系主任是马纪孔。
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址有多处，西郊、铁狮子胡同一号、海运仓等。当时，我所在的经济计划系在海运仓。
我在经济计划系农业班学习一个学期后，被工厂管理系（1953年3月11日易名为工业经济系）选中，转入该系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班学习，研究生班学制三年。
工业经济系位于铁狮子胡同一号。我在读研二的时候，就住在这里。但在读研一的时候却是在西郊。
我研究生班有学生22人，16名男生，6名女生。所有学生分住在三间屋子里，两间住男生，一间住女生，宿舍是上下铺形式。我所在的是男大间，共有10人：许宗望、王汉兴、吴昌根、王曾敬、盛介眉、蔡祥福、郑汝铭、郑万忠、李宜瑚与我。我睡上铺。另一男小屋住6人：张君一、段志平、罗精奋、谢植亭、江顺清、刘治宇。女生屋住6人：李克贞、刘正绚、屠兰祥、李明珠、徐行、李惠芬。
这22位同学中，有来自正规大学的大学毕业生，有中等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有高中毕业生，也有几位像我这样没有真正在大学里读过书的。我的最后学历仅是高中二年级，后在大学里接受了一个学期的本科教育，即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就读。
当时，学校里外聘许多苏联专家来帮助我们办学。我工业经济教研室受聘的专家叫包格特诺维奇。
前几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都是通课，是用讲大课的方式进行传授。讲授者都是名家——有苏星的《政治经济学》、谢韬的《马列主义基础》、候仁之的《经济地理》、徐大同的《国家与法权》等，这些课都讲得很好，我收益良多。
在攻读研究生的这三个学年中，我主要学习了这样一些课：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中国经济地理、工业统计学、工业技术学、工业企业管理、俄文、数学、体育，核心课程则是工业经济。关于工业技术学的课，学的有机械制造、冶金、采矿等，并多次到相关企业中去实地学习，如沈阳的机床厂、鞍山钢厂、开滦煤矿等厂矿。
教我们工业经济课的老师是贺安、金挥，教我们工业技术学课的老师是富汉芳、韩荣、李国纲、邓志刚等。
在第四学期与第五学期间，我们去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工厂等进行工业经济、工业企业管理的业务实习。
第六学期，也就是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写毕业论文。我写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农业机械化方面的，论文获通过遂毕业。
在学习的三年中，经李克贞、段志平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间是1955年9月3日。必须解释的是，在我以前填写的履历表中，关于入党时间填的是1955年7月29日。近见我保存的一张纸条，纸条是当时党的第七总支写给工经支部的，上书：“已批准杨先燏同志为候补党员，候补期自55年9月3日至56年9月3日。”落款时间为1955年9月8日，如此看来，以前填写的是错误的了。
毕业后，我班同学中先后有六人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们是李宜瑚、罗精奋、屠兰祥、盛介眉、王曾敬和我。
定县劳动
1955年9月，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从教。从此，我就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工队伍中的一分子。时至今日，我已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了58个春秋（包括读书3年和工作、退休55年）。
我是以教员身份留在工业经济系任教的，但并没有一直担任教员。这几十年中，我大致从事了行政与教学两方面的工作。以1977年为界，前期从事办公室工作，后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工业经济系当时领导有系主任徐伟立，副主任石楚玉等，总支书记杜秀珍。这些同志都很信任我，支持我，使我的工作做得尚可。
留校后，在1958年前，我是工业经济教研室的教员，担任助教工作。在1958后，领导让我做系的行政及政工工作。
1955年末，国家开展肃清反革命工作。我奉令进行外调，期间，我去了东北许多地方，如黑龙江的佳木斯、林口，吉林的长春，辽宁的大连、丹东、营口等地。
1957年10月，学校抽调几十位同志去河北定县（今称定州）作农村调查，去者绝大多数是教员，极个别的是从事行政工作的。去的目的是对定县作乡土调查，去获取一个有正确立场，观点鲜明的调查结果来，与我校李景汉等老师过去所做的调查报告得出的错误结论作争辩。我也是被抽调者之一。
我们的调查队伍分成两路，一路前往定县的马庄，另一路去了定县的韩家洼。我去的地方是后者。调查队伍的总队长是唐垠。前往韩家洼的队长是张冀、张达。我这一分队又分成四个组，即安会同组、南会同组、陈庄子、孟良桥组。我所在的是南会同组。和我一同前往南会同的还有四人：傅春生、邱维刚、谭振樵、顾笃初，我任组长。
定县韩家洼
那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食宿方面都有好多问题。当时，我们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林三泉同志家。他家有三间简陋的房屋，两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林三泉同志家有六口人，夫妻两人加上四个孩子，都是女孩，其中，最大的孩子十几岁，最小的一岁多。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大力支持，并把自己的一间屋子挪让给我们住，他家六口人则全挤在另一间卧室里。我们5位同志挤住在一间房子里的一张炕坯上。我们的饭也在林三泉同志家中吃。定县主产的粮食作物是山药（红薯），所以，我们几乎顿顿都吃这些，偶尔也吃些玉米饼子。政府对我们这些自北京来的人有照顾，每月供给我们若干细粮白面等，但量很少很少，可谓“杯水车薪”。菜，只有常见的一种两种，主要是根答菜（音，正确的叫不出来，这种菜在我宁波家乡呼“软菜”。它是一种常吃常长的菜，如同韭菜，即今天剥几叶吃，明天又长几叶。在北京的菜市场里我没有见到过。在伦敦，在我女婿家里看到过这种菜），还有萝卜和咸菜，基本没有荤菜。以后，我的肠胃严重不好，甚至动了胃大部切除术，据说与这里的饮食有关。
1958年，国家开展“三面红旗”运动，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我韩家洼也积极参与，如“放卫星”。当时，在定县，粮食（红薯）生产的卫星这么放：选一块土壤肥沃的地，翻耕几尺深的土，施厚肥，置垅。在垅上植山药秧，密植，把山药秧用竹竿高高挑起，使秧成挺立状，说这样做有利光照。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却是，那收获的山药不仅没有达到预计的千斤、万斤，而且成熟的山药却都只有钢笔状的大小。
那时还搞“诗画满墙”活动。就是在农村显要的街道上，用白灰刷上大的标语口号，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等；或在墙壁上绘画，如画上一个大山药，一个胖小孩坐在上面乐等。因为我会写美术字，于是就被指派去承担这项任务，与我一起做这个工作的还有安会同的王俊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