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文化方面的。1988年11月，在北京；1990年5月，在鞍山；1991年7月，在吉林和龙，我分别参加了上述第一、二、三届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该会的负责人是韩天石、张大中同志，我被选举为该会常务理事。我也是北京市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关于这方面的会议，我参加过很多，列数三例：1989年4月，参加了在浙江绍兴召开的“1989年企业文化研讨会”；同年5月，参加了在山东淄博召开的“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同年10月，参加了由中机企协在北京召开的“企业精神培育，企业文化建设研讨会”等。
此外，我还参加了其它种种会议，列数四例：1987年7月，在云南昆明，参加了关于企业管理模式讨论会；1989年12月，参加了在河北曲周召开的“全员岗位竞争管理研讨会”；1991年10月，在南京，参加了由江苏省工会组织召开的“共保合同制研讨会”；同年11月，在北京，参加了由解放军报等组织的“新时期谋略著作研讨会”。
1988年1月18日，我被河北省企业管理协会聘为顾问。
我是中国商学史研究会管理与文化分会顾问。
我是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员。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学与管理丛书的第二总主编（总主编共两位，第一总主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院长黄朴民）。
我的涉外活动情况
这里所说的涉外是指因工作与国外朋友或与中国台湾、香港朋友所发生的往来活动。
1984年后，我著有数本关于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瑰宝方面的书：《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老子与企业管理》、《孔子管理学》、《老子管理学》等，由此被国际友人或中国台湾、香港朋友注意到了，于是促成了我与他们之间的文化交往。
关于《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该书1984年出版后，有澳大利亚朋友关毕德与福格林来我家找我，并表明愿意翻译出版该书。此外，还有美籍华裔作家韩素音与我发生联系，说要英译该书。
该书出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成立，并多次召开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我参加了其中的几次会议。期间与外国朋友、中国台港朋友有很多接触。如1996年9月19日，意大利朋友石施道（中国名，真实的名叫高里夫斯基）来学校与我交谈有关《孙子兵法》方面的内容。该人是我在1990年，在山东临沂中国孙子兵法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的，当时，我们两人被分在一个讨论组中，我任中方组长，他为外方组长。
该书还被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书名改成《活用孙子兵法•经营篇》。
1990年11月3日，我会见了台湾考察团的黄国隆先生等二人。1992年4月18日，我会见了台湾淡江大学黄烈修、施治两先生，共同讨论“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方面问题，讨论在台湾举办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相关事宜。
1991年9月，我参加了“《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国际研讨会。该年11月，华盛顿大学John Allee与我交谈有关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1991年5月31日收到希腊朋友Smokoritis的信，信中提及说他要与我合作研究兵法中的问题。
关于《老子与企业管理》。该书发行不久，一位韩国朋友吴锺锡先生约我去燕山饭店交谈有关老子思想问题。
该书被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买断，书名改成《老子管理学》。
1994年4月，我还利用老子的思想写了一篇文章《老子柔论与管理谋略》，送交台湾成功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化与企业管理学术会议。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我的这篇论文。会后，该论文被会议组织单位收录在《中国文化与企业管理》论文集中。
该论文还获得香港城市大学游汉明先生赏识，他要求我把它改写，用软盘储存并寄给他。1996年6月19日，我照办奉寄。
因为我著有与《孙子兵法》有关的书、与《道德经》有关的书，有不少台湾朋友与我结识，如有宋恺、唐亦男、林国雄、陈正男等先生。
关于《孔子管理学》。2010年7月，被日本一出版商买走了其在日本的出版权，出日文版本。
关于《老子管理学》。其出版权也被上述这家日本出版商买走，出日文版。
上述成绩的发生，都是因我研究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而得来的。由此引发我一个感想，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有雄厚底蕴的，越是民族的，则越是世界的。
此外，1986年7月21日，我参加了由国家体改委、经委、国务院智力引进中心召开的中国专家与德国格里希专家坐谈会。1990年4月18日，我校哲学系一些同志与我一起接待了美籍华人张绪通先生，听他讲“道”的问题。1995年6月，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太平洋地区科学大会。会中我所提供的论文被摘要刊用。1996年9月28日，我还参加了由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等组织举办的1996年商业道德国际研讨会。
因为我的一些著述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我还参加了某些社会活动。社会上有些新闻单位赠送报纸、杂志给我。在我学术鼎盛时期，我曾接受过以下报纸、杂志的赠阅：《光明日报》、《环球企业信息》、《方法》、《孙子学刊》、《轴承经济》、《省城经济》、《河北企业家》、《经济评论》、《北京政工通讯》、《企业文化》、《中外企业文化》、《企业文化通讯》、《一团火报》等。
我的职称问题
职称说明着该人的学术水平情况，我在乎职称，也力争被学校评为教授。
我是1983年被评为副教授的，至1991年已有8载春秋。自认为这些年我的教学任务完成情况颇佳，能够按规定完成应完成的教学工作量，科研成果方面亦有不俗的表现，能够按规定创作出应完成的科研成果，且绰绰有余。于是，从1991年起，我为获取教授职称而不懈地向学校申报着。
1991年申报失败。
1992年再努力。我填就了教授职称的申报表，又专门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上记述了我近些年的全部讲课情况、我的科研情况，并列出了我的主要著述情况。我还把我的主要著述《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分送给有关职称评委，也主动地向主管这件事情的有关领导申述了我的愿望。
就职称评选一事，我自认为我的有利条件有三：1.我是在我国将兵法思想运用于经营管理的开拓者之一；2.我是将老子哲学智慧联系于管理的先行者之一；3.我是切实运用美国的案例教学法于我国高等教学的最早实践者。
但在最终竞争中，我还是失败了。于是，在1992年6月24日，我写下了如下日记。日记的题目是“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日记这么记载着我当时的心情：“学校关于职称评定工作结束了，我落选。非本事因素，我失败了。与我妻子一起，自5月26日起至今日止的日日夜夜，我伐谋，伐交，步步行动，对乎？错乎？我写了那么多的情况报告，是耶？非耶？思前想后，觉得没错，竞争嘛就应该这样做。我虽是失败了，但我实践了《孙子兵法》思想，感受到了孙子思想的伟大，从这个意义讲，我的竞争有收获。下步怎么办？1、冷静下来；2、继续干我的事，讲好课，写好书；3、很好地完成教研室给我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