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还写了两首小诗表达了当时的心态。
一首这么说：
逐鹿职称争鼎冲，请得孙子作股肱。天公不与项郎便，楚王未必不英雄。
又一首这么说：
今年得伤痕，明朝再提呈。顺乎自然去，任它春秋风。
1993年春，为职称我做再冲刺，但没有像1992年时那样劳心费力，只是“顺乎自然去，任它春秋风”，终获成功。
入典
打开电脑，上网，联网，在“谷歌”或“百度”上搜索杨先举、杨先燏、余易、老木等这些词条，均可搜索到诸多与我有关的信息描述。
现在讲讲杨先举被录在《全球华人专家名人远程交流协作网》系列丛书，世界华人英才录（1）上的内容，该英才录（1）已由德国英格哈特出版社成书出版。
“杨先举，男，1930年9月生，浙江鄞县人。原名杨先燏，教授。于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从事教学、科学研究的领域主要有：工业企业管理、工业经济、企业文化、中国文化与企业管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管理案例学等。他是我国首批把祖国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嫁接到企业管理领域的先行者之一；是我国首位把博大精深的《老子》哲学思想嫁接到企业管理领域的人；是我国首批开展企业管理案例教学先行者之一。他著述主要有：《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三人著，是通纂者），有香港、台湾、英文等文本，香港本书名同于大陆本名，台湾本易名为《活用孙子兵法•经营篇》，英文本名为《“Sun Wu’s Art of War” and the Art of Business Management》；《老子与企业管理》，另有台湾本，易名《老子管理学》；《兵法经营十谋》；《经营战胜策》；《现代企业管理学》（二人著）；《工业企业管理原理与组织》（三人著，主编）；《企业文化新绿》；《工商企业管理案例》（合著，主编）等。”此是《全球华人专家名人远程交流协作网》的入网稿，是该交流协作网在1999年草拟的，拟就的稿寄给我，请我审读。我对其文字的个别处做了订正，加了“原名杨先燏”等字样，改正了若干错误的标点符号，去掉了个别的多余的字。于1999年10月20号寄回。这份材料，是我见到的记有我情况的同类人名辞书中关于我的情况记录得最全面、最恰当的一个。
我的情况还被重庆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人物》收入典中，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收入典中。
因为我是浙江人，因此我的情况还被《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录入典中，该辞典1998年出版，主编者为单锦珩同志。
我退休学电脑
我是1993年9月退休的，时年63岁。
从我毕业工作至退休，我总计工作了38年。
退休后我又继续工作了3年，至1996年9月，我才真正开始过退休生活。1993—96年间，我分别前往英国、瑞典各一次，为期4个月。
退休后至今我有13件事可说，分别是讲课、著书、写文章、学会使用电脑、当教学督导员、一次难忘的郑州行、到访台湾、去英国次女家、去了瑞典长女家、回了一趟宁波老家、庆贺八十寿辰、健身以及乔迁新家。
我退休了，但我依然从事许多退而未休的事，主要有四，就是上面提及的讲课、著书、写文章、当教学督导员。关于这些内容，我将在下面列题逐一详述。
让我先说说我学电脑的事。
电脑是人脑的扩大与延伸，是人脑的助手，是人脑活动的工具。人脑记忆力有限，它能协助人记忆；人脑所掌握的知识有限，它可帮助人去获取知识；电脑帮助你做事；帮助你写作；帮助你与他人交往；帮助你与远在他国、他乡的人迎面通话；帮助你看电影、看相片、听音乐；帮助你休闲等等，电脑的魔力无穷。而且，在科技高速发达的当今社会，电脑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因此，我必须掌握电脑这种技术。
1993年12月19日，我的次女杨帆从英国回来，给我们买来了一台486的笔记本电脑，使我对电脑有了初次接触。但当时我对电脑一窍不通。后来，我的大女婿从瑞典给我带来一台台式电脑，我仍不入门。我的大外孙女魏紫薇在她六七岁时，电脑就已经玩得十分出色了，而我比她大五六十岁，却不如她。由此我暗下决心要学。我真正学会电脑是在1997年。那时，我与妻子去英国照看我的外孙艾顿。我的次女就教我使用电脑，我的幼女又从国内寄来《中文字处理软件Word》等书。我跟着次女杨帆的教授而学习，又有国内那本关于电脑的书作帮助，经过努力，我终于学会了使用电脑。现在，我用电脑写文章一点问题也没有。自1997年后，我所著的书籍或文章，都是用电脑敲打出来的。初步统计，上述电子稿所发表的文字已达二百来万字之多。2009年，我又去北京老年电视大学当了3个月的老大学生，进行电脑中级班学习，掌握如收发电子邮件、与人网上交谈等技巧，但因为没有正规的教材帮助，效果不甚理想。
下面，我再说说我的台湾之行的事。此去台湾，是为了参加一个有关“中国文化与企业管理”的会议。关于这，我在写我本书第七章第七节“我写《老子与企业管理》的书”一文中已经说及。这里补充三点：一、时为1994年4月，我已退休，原工作单位已不再承担我往返于台湾的路费，我是在我的一位山西学生的帮助下才得以前往的，这位同志叫邵秋枫，是他及他所在工作单位赞助了我3000元钱（邵秋枫同志是他所在单位的一位负责人），使我有幸去了祖国宝岛，对此我十分感谢。二、前往台湾时，途经深圳，在那里工作的我的一位老乡周镇同志盛情地接待了我，使我中转得很愉快。三、在台湾时，台湾成功大学的陈正男先生殷诚地接待我们，在经济上大力支持我们，让人感动。
我依然有讲课任务
退休后，我依然有讲课任务。
在退休后一两年内，我仍有一些课是系里给安排的。但更多的，却不是这样的了，显现出如下特点与情况：一、多为他人邀请我去讲课的，或我毛遂自荐去讲课的；二、讲课内容多是我较有研究的，如或企业文化，或“三子”思想与管理等；三、有些课使用了幻灯片作讲课工具；四、有的是属于远程教学的课。
系里给我安排的任务，如1994-1995学年第一学期，我为全校研究生开出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选修课；又如1996-1997学年第一学期为1993和1994级学生讲《企业文化》。
1996年8月还有这样一次教学任务，是我教研室为我安排的，为郑州干部硕士研究生学位班讲现代企业管理学的课。
在此以后，我所讲的课程基本都是社会上某单位邀我去讲的了。列数几例：1996年11月，交通银行请我讲《企业文化》的课；1998年6月，去烟台，为中国煤炭经济学院讲《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课；1999年7月，去深圳檀香山大学杜拉克顾问公司讲《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老子与企业管理》的课等。
有时我也会凭自己兴趣毛遂自荐地去讲课，列数两例：2002年，在我任学校教学督导员工作期间，在听商学院研究生课程时，我向任课教师建议，愿登台献丑，于是我义务地为该班研究生、MBA生讲了“‘三子’（老子、孔子、孙子）管理学”的课；2004-2005学年上学期，我为商学院本科01级学生讲“孔子管理学”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