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最后一次武斗是打艾红敏那一次。他那边有几个人胡闹，我们就去教训他们，混战中不知道谁把他给打晕了，最后是我组织人把他送到医院去治疗的。回来以后我就把我们派里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下死令收缴大家武斗的东西——我们收缴武斗的工具是整个门头沟最早的，也是最彻底的。
我当时就说：“打伤了这么多人，还有一个人死了，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你们还忍心接着打吗？”然后严厉声明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动手打人，谁再打人谁自己承担后果。等两派联合以后，案件定下来追查责任的时候，“太阳升”派有四个人被抓进监狱，其中有两个人被判刑，我们“东方红”派的人都平安无事。
1967年1月搞“全国大串联”，我没出去——当时我是坚决反对大串联的，那么多学生到全国各地乱跑，又浪费又危险。我们“东方红”派的人在我的劝说下也基本都没出去，只有少数几个特别积极的人出去了。结果回来以后都后悔得不行。
注1：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主要指当时的苏联）。
经验教训
接受检阅的红卫兵
“文革”中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我参加了三次。最紧张的一次是第五次，在1966年10月。那是非常难忘的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与红卫兵见了面，时间不长。毛主席离开后两派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就闹起来了。
而后周总理派车把两派的学生负责人接到工人体育馆，当时除了毛主席和林彪没到场以外，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给两派的头头们做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记得我坐的位置和周总理的位置隔大概十个座位的距离，把主席台上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坐在那里的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以及其他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人。周总理主讲，劝两派的学生要联合，不要闹分裂。
我们学校两派联合是在1967年的国庆节前后，当时北京军区的工程兵总部派工作组进校，一共十三个人，全都是连以上的干部。他们到学校里把两派往一块撮合，建立了联合革委会，恢复学校的秩序。然后把老师都请回来，办学习班，做联合工作。
老师和学生都回到教室，大家都坐在一起开会。不管是吵架还是辩论，总之都愿意坐到一起了。然后气氛开始趋于缓和，经过一段时间，到当年的元旦就逐步恢复了正常秩序。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它使我没能参加高考，没有实现大学梦，这是一个遗憾；但从反面我也学到了一些东西，懂得了很多道理。比如原来批判《燕山夜话》，批判《水浒》、《青春之歌》，到后来我重新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对比之下就有一种更深刻的触动，是一个提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系统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于我个人来讲是很有必要的。从1966年到1977年，这十年的历史对于经历过的人都是很难忘的。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国民经济倒退了不止十年。中国在发展的关键时段耽误了十年，没有进步不说，还倒退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全面发展的三十年，但是也不能说这三十年就能挽回那十年“文革”所造成的落后。如果没有这十年的浩劫，那么中国现在的社会绝对比目前还要进步得多。当下很多坏的社会风气就是从“文革”开始的，这绝对不是一年半载的所能改变的。俗话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都要谨记这个教训。
曲折的参军过程
1967年，我被“文革”中对立的那派抓起来囚禁了两天，虽然被及时解救出来，没有受到大的折磨，但对我的精神和肉体健康都不免有一些影响。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两派经常武斗，所以十二月份三十八军到我们学校征兵，我去报名的时候母亲死活不同意，担心我的身体吃不消，但父亲还是支持我的。
因为母亲的阻挠，我迟迟没能参加体检，别人怎么给她做工作都不行。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我最要好的同学于淑芬（当时已经基本上确定了恋爱关系）去我们家，帮助做母亲的工作。我母亲见了她特别高兴，很喜欢她。她在我们家待了两天，跟我母亲讲道理，母亲非常高兴地同意我参军。我及时地参加了体检。
那时候虽然学校的两派开始联合，都坐下来交流问题了，但是双方的对立情绪还是很激烈。所以部队驻学校工作组的娄政委（北京军区工程兵的团政委），就和当时征兵的首长说：“出于我们对王全祥个人安全负责任的态度，希望你们吸收他入伍。”那个首长同意了。所以最后我的政审、体检只简单地走了一个形式，轻轻松松就去参军了。
那一年征兵的条件首先看年龄，年满十八岁的都行，不管是不是应届毕业生。再就是，身高、体重和视力都符合参军标准，还要检查有没有什么疾病，对家族遗传病史也有审查。政审时对家庭出身很重视，是所谓的“红五类”才行。家里有人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右派”的都不能去，而我是很纯正的贫下中农出身，所以没问题。
1968年2月16号，我们去参军的人集体离开学校，走的时候还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事情。当时我们学校一共是三十六个人通过体检去参军，门头沟区武装部派了两辆大客车来接人。其他的人都顺顺利利地上车了，唯独不让我上车，有一群人拦在车前，主要是我们这派的部分学生，他们不同意我当兵去：我是我们这派的第一把手，二把手被对方打死了，派里的人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要求我配合工作队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再走。
当时对峙了大概两个小时，下午三点的时候，征兵的部队和学校的驻军二十多人，筑了一道人墙，让我在人墙的护送下上了汽车，我的家人也没能到场送我，所以当时我走的时候心情也是很不好。
1968年参军入伍纪念
那天下午，我们到门头沟区武装部集合，给我们发了牙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一人一身军装、一双鞋、一个军跨。再让我们把自己的衣服打包，送到武装部集中，他们负责分别送到各自的家里去，让我们穿着军装走。把我们这些新兵编成了班、排、连。
2月17号的上午，我们坐火车经过保定，到了定县（现在叫定州）界内的清风店火车站，是保定南边的一个小站，位于保定和定县的中间。我们在那里下车，看见有几百个老兵在火车站外敲锣打鼓地迎接我们。一见我们出来都特别热情地迎上来，给我们提包、拿行李，带我们到营房去。营房离火车站大概有两里路，印象最深的是那里有两排高大笔直的杨树，树干都用白灰刷得整齐划一，远远望过去就跟一棵树似的。走到营房的大门前，卫兵很威武地站在门口，营房的首长就在门口等着迎接我们。
然后我们按照事先编好的班、排、连住进了营房里，为新兵训练做准备。坐到营房的床上，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长吁一口气，觉得平静了许多。在学校搞“文革”那段时期中的种种惊心动魄的事件都离我远去，我真正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
我所了解的三十八军
我们的营房是当年苏联军队帮助规划建设的，完全符合野战军的营房制式。一进营房大门可以看见一幢二层楼，这是司令部和团机关的所在地。楼后面有一个大操场，两边就是各个连队的营房了。当时一个团有三个步兵营。一个营有五个连队。营房里的操场一开始都是裸土的，后来改造成了沥青的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