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的哥们儿贾殿义就被录取为飞行员了，他在航校学习了三年，但最后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没能上天，成为了地勤。在我知道自己落选了以后还闹了几天情绪，不去学校上课，在家里也不去干活，罢课罢工。老师和父母都来劝我，说人生的路也不止一条，后来我才慢慢想通了，继续回学校上学。
在我的记忆中，初中三年上学应该是我一生中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在我上初一初二的一段时间，母亲生病，到北京人民医院做了两次手术，家里为此欠了不少的债，已经家徒四壁。而这段时间又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从1960年至1962年三年中几乎没有下过一场透雨，粮食欠收非常严重。因为是全国性的大旱灾，国家也拿不出粮食接济农村，我们全家八口人完全是靠野菜和村里供给的大麦面糊口，由于营养严重不良身上都浮肿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濒临辍学的边缘，实际上如果当时父亲的意志不坚定或者是我自己对学习没有兴趣的话，我就退学了。万幸的是我的求学欲望即便是遇到那样的困难也仍然强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就想既然要上学，就要自己努力奋斗。我利用每天放学回家和放假时间上山刨药材、砍柴卖些零钱解决学费问题。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吃不饱，我晕倒在山上，是父亲找到我，把我背回家。我大病一场，险些丧命。父亲也早出晚归割荊条编些农具卖钱，全家人勒紧腰带熬过了这段困难时期。
能够完成初中学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从进入初中开始一直享受助学金待遇。享受助学金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本人学习成绩好，二是出身必须是贫下中农，三是上学家庭确有困难。助学金分为四元、三元和二元，三个等级，我是最高等级的。每月发四元钱，足够平时学习，买些纸墨笔砚的开销。
1964年我总算圆满完成初中三年的学业。就要参加中考了，在填报志愿时，还真费了些心思。
如果从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出发，我是没有条件去上高中的。当时还可以选择师范，它是中等专业，上三年以后就分配工作，帮助家里脱贫。而且以我的成绩考上北京市第三师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上师范干老师这个行业没有什么发展，所以我坚决不上师范。
另外还有一个选择是职业卫生学校。当时学校鉴于我的学习成绩优异，保送我去通县中等教育的职业卫生学校，也是学三年之后出来直接可以当医生。学校把保送的事情通知我，老师也劝我，我就把保送申报表给填了，然后回去跟父母说明了情况。
母亲说：“既然你不上师范的话，保送你去通县卫生学校也挺好的嘛，上三年以后也可直接参加工作，学医生吧。”母亲的意思是同意我去卫生学校，但我个人还是有些不甘心。
后来我仔细考虑了一下，觉得自己还是非得上高中不可，因为只有进了高中，才能有机会上大学。父亲也支持我的想法，他提着马灯，我俩连夜赶了七八里的山路到学校去，把填的那张保送的表给退了。最后这个名额给了另外一个同学。
最终我还是下定决心去参加升学考试，也没考虑考不上怎么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势。不光是那次考试，我这一辈子办任何事都很自信，相信自己只要认真做出决定，就一定要达成目标。
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当时北京市的重点中学，河北北京中学。我本来还雄心勃勃地觉得自己一定能考上，但是山里面的教学质量没法和城市里比，最终我还是棋差一着，没考上。
第二志愿我填的是门头沟区大峪中学。当时门头沟有两个重点中学：大峪中学和斋堂中学，也是仅有的两个有完整的初中部和高中部的学校。其中大峪中学是门头沟城镇里的，在北京市的中学里面排号是第34中；斋堂中学是山里面的，排号是第168中，按照地域又叫斋堂中学。
结果录取的时候有一个就近录取的原则，就是说如果分数上了两个学校的录取线，优先被家附近的那个中学录取。所以尽管我的志愿填的是大峪中学，最后还是被分到斋堂中学去了。
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班是七十多个人，最后毕业时只剩三十多个人了，中间有人陆陆续续退学。这三十多个人中最后有六个人考上了斋堂中学，其中我的分数还是最高的。不过上学之后才发现在高一的学生里面，有个女孩子分数比我还高，她就是我后来的妻子。在高中上学期间，我们俩一直是同班同学。
斋堂高中的记忆
斋堂中学远景
斋堂中学的校舍不是很大，当时都是平房，一共是四排房。前面三排是教室，后面一排是老师的办公室和教研室。那里好像是梯田地貌，学校就坐落在半山坡上。整个学校的教学环境、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还不错，食堂、草坪都很规范，有一个大运动场，还有篮球场和乒乓球台子。下午放学后到晚自习之前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打打篮球，踢踢足球，或者结成对子打乒乓球。
我们都住校了，宿舍条件也不错。高一的时候有两个班，我们高一（1）班是四十五个学生，高一（2）班是四十二个，两个班一共是八十七个学生。我们班有几个学生中途辍学了，所以最后高一升高二的时候也只有四十二个学生了。
我们班的学习氛围很好，尖子生比较多。大家都是住校，白天上课，晚上上晚自习，再回宿舍休息，生活很有规律。晚自习的时候老师基本上不到场，全凭个人自觉。大家也都有自己的学习计划，埋头向目标努力，谁也不打扰谁。
高一的第一学期我的班主任是胡献安老师，教化学，我担任班里的化学课代表，年级里有团支部，我担任其中的团支委。第二学期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上高二时班主任是刘敬泰老师，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主教历史，后来教我们语文。
高二的时候数学分为代数、立体几何和三角函数，我就是那三角函数没学好。教三角函数的老师是一江浙人，她的话十句中有五句我们听不懂。所以那一科我一开始就没有入门，对处理三角函数的概念几乎为零，考试时一见到函数题就蒙。
上高中期间我英语学得最好，教英语的老师叫文波，是教导处的一个副主任，他是一个民主人士，祖籍在台湾。我对英语很有悟性，到高一下半学期的时候就把高二第一学期的英语学完了。每次不管是学校组织考试，还是区里统考，我的英语成绩都几乎是满分——只有一次卷面分是99.5分，老师给我四舍五入，所以还是满分。我在学生里是学习英语的领头人，也算是半个老师了。文波老师有时候会很忙，班里上自习的时候都由我领着同学们学单词、练课文，然后给他们布置作业。其次是化学学得也不错，数理化的水平都还可以。
1966年3月份，我们上高二，这时候”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当时学校的教学秩序已经乱了，到6月份，学校的教学计划就停止了。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感到有点奇怪。后来慢慢地被卷入革命中，丝毫没有余地去考虑上课的问题，但也没有觉得遗憾，因为心神已经被各种革命活动占据了。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回过神来，才为没有实现我上大学的梦想而感到遗憾。
我上高中的那几年是我们国家教育质量最好的几年，可以说是教育的黄金时期。现在社会上很尊重所谓的“老三届”①就是因为那几年的学生都是踏踏实实地学习过的，教材好，老师队伍也优秀，在教学上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