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斋堂中学六七届一班毕业留影
注1：老三届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候（1966年初夏），当时在中学的高中，初中的三届学生，这批人停课后基本都当了知青，之后在“文革”后期还有继续从中学出去的学生，后面的几届也称为“新三届”，新三届中很多也下过乡，当过知青。老三届的下乡，基本都是到了边疆，东北的北大荒，西南的西双版纳，内蒙等。四人帮垮台后，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也就停止了。这些老三届一般都当过红卫兵。
热火朝天闹“文革”
“文革”活动波及到校园应该是从门头沟的两个重点中学高中年级开始的，也就是我们斋堂中学和大峪中学。高中的学生比较敏感，青春期又容易冲动，所以稍微一煽动，那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了；而且高中生读过这么多年的书，是比较训练有素的，组织起活动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发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说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因为到“批《海瑞罢官》”的风潮席卷到我们学校来已经是1966年3月份的事情了。当时我们班有几个文笔比较好的学生，热烈响应，开始写批判文章。
最先是批《海瑞罢官》，接着是批《燕山夜话》，那是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的一本杂文集，实际上就只有几篇茶余饭后的小文章，一事一议，出于种种政治因素也被打成“大毒草”了。那时候我开始参与其中，不过不怎么积极，因为我的写作能力不是特别好。
批完《燕山夜话》以后就批《青春之歌》、《水浒》这些所谓的“毒草”。这些都是学术界的“大批判”，到了6月份就不只是“大批判”了，运动走向“破四旧”，波及到整个社会。庙宇被砸毁了，商店里带有“封、资、修”①的商品全都被下柜，最后给销毁了。文物古迹的破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很看不惯他们的做法，到处又砸又打的，简直是法西斯的行为。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参与“破四旧”的运动。
在“破四旧”的过程中我们学校开始批判老师，先从出身不好的、历史有问题的老师批起。这时候我才正式地被卷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当时我和很多老师的关系都很好，所以在批斗老师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地站在老师这一边，直到最后走到了造反派头头的位置。
我们学校的校长姓孟，他的个人品质不太好。当时学校来了一个文化革命工作组，把文化革命的矛头全指向普通教师。包括：我们高二的班主任刘敬泰老师；教高中几何的胡玉忠老师；初中部教初三语文的班主任关越老师；教初中的一个姓李的老师。这五六个老师都是出身不好，据说家里有资本家或者地主的历史，于是孟校长和工作组就别有用心地引导学生批判这几个老师。
当时我在年级里算一个领袖人物，平时在体育、学习和文化活动上都是有影响力的。我看不惯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普通老师的做法，就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当时我就把自己的观点——比如我反对批判老师，挑动学生斗老师的这种做法，以及我对孟校长的看法——在那份大字报里阐述得清清楚楚。写完后把它贴到了校长的一个小会议室外面，而且贴完以后我就找那个校长报告去了，我说我的意见都在大字报里面，希望这份大字报对学校领导和工作组的一些错误行为能有所触动。
当时这大字报一贴，把学校整个的运动方向给改变了，一下子把革命的矛头都转移到党委班子和学校领导那里去了。不几天，学生们的大字报把校长办公室、会议室的墙都贴满了。
于是孟校长就找我谈话，说我“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对党”。我给予了明确反驳：“我不反对共产党，我反对的只是你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校领导还和文化革命工作组一起组织一些与我们意见不同的学生反过来批斗我们，说我那张大字报的后台是教我们的几个老师。他们认为我作为一个学生不可能写出内容观点如此敏锐的大字报来。实际上我写那张大字报的时候，那几个被批斗的老师事先并不知情。是我们班里几个有头脑的学生在宿舍里商量，最后决定写张大字报并由我来执笔，署上我的名字。当时我说：“不要写你们的名字，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我是贫农出生，又是班干部，他们奈何不了我。”结果我一贴出去，那几个参与商量的同学又把自己的名字给签上去了，后面还有很多有相同看法的学生，也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了。本来是一个人署名的大字报，最后出现了二十多个签名，轰动了整个学校。
热火朝天闹“文革”
然后学校就开始组织对我和我们班里另外两个比较积极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还开广播会批斗那几个老师。从这时候开始，学校分成了意见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支持学校领导，另一派反对学校领导，支持被批斗的老师。我们反对学校领导的这一派取名“东方红公社”，我在这一派里扛大旗。另外那一派叫“红卫兵兵团”，由一个高三的学生叫艾宏敏的扛大旗。当时他是学生会主席，我们两个都是学校里有影响的人物。
两派在1966年的12月份到1月份之间，有过一段良好的接触和联合。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那派承认自己批斗老师是错误的，学校领导包括工作组的人员都给我们赔礼道歉，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认为“东方红”派的意见是正确的，因此那边就顺着我们的名字改叫“太阳升兵团”。
但是没过多久又分裂了，意见又开始出现分歧。随着形势的愈演愈烈，两派的队伍扩大到门头沟半片区的范围，大峪中学那边也有人参与到我们学校的派系斗争当中来。除了学生，当地的农民和工商业系统的工人无一例外地都形成了两派队伍，各有各的据点，各有各的圈子。学校的设施，什么房屋呀、门窗呀，全部遭到了破坏。当时整个门头沟、甚至全北京都沸腾了，各处都在搞批斗，动用武力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学校的两派也时有武斗的情况，我们都打过架，也挨过打。最严重的事情是我们这一派的二把手被打死了，另一派的二把手——是大峪中学的一个学生——也被打死了。
当时一般都是先搭一个台子，两派各派出几个代表辩论。结果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一开始只是互相扔砖头、瓦块，后来就发展到用长枪短棍了，甚至还有用鸟枪的。记得有一次，他们派据守在一栋两层的小楼上，我们派据守在学校里原来的宿舍。然后那边就带着农民攻打我们，我们没有守住，一直后撤，最后撤到山里面去了。
我和对方的一把手艾宏敏，平时上学的时候关系很不错。我俩都不愿意打架，尤其是我，是最反对使用暴力的。当时我们派的二把手被他们几个人拿扎枪扎到大腿上，把动脉血管给扎破了，没抢救过来，流血而死。我感到十分痛心和愤怒，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发动我们派的人去武力解决问题。两派的头头虽然不提倡打架，但是下面好多人还记仇，经常私下里就打起来了。
有一次两派打架我被他们给逮住了，捆了一天多的时间，囚禁在一个小阁楼上。艾红敏出于私下的交情，配合学校的驻军偷偷地把我救了出来，送到了百花山林场里面，在那里休养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