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军驻扎到保定以后，就和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对着干。虽然我当时在三十八军里只是一名普通士兵，但也明显地感觉到三十八军在整个北京军区是受歧视、被孤立的。我们三十八军占据的位置很重要，又有赫赫战功在身，名声很大。所以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以及后来的“批林批陈”的运动中，三十八军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中央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
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亲自主持华北会议④，参会人员包括北京军区各大野战军的领导，还有当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做了反省检查。
三十八军经历过革命的枪与火的洗礼，后来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也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些都让我以三十八军一名普通战士为自豪。在十八年的部队生涯中，我们一直谨记三十八军的军歌。转业离开部队的时候，最后唱一次那首歌：“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转业以后我们在北京的三十八军的干部、战士，几乎每年的“八一”建军节都要聚一次，聚会必唱三十八军军歌。三十八军的光荣传统是代代相传的，只要在三十八军当过兵的，不管多少年，都对三十八军的历史如数家珍，都会唱三十八军的军歌。而队伍那种永不言败、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永争第一的作风也是非常突出的，三十八军部队出去不管是搞生产还是搞演习、搞训练，和别的部队的精神风貌就是不一样。
注1：1946年3月到1948年3月，国共双方先后调动了大量兵力，在四平展开四次大战役：第一次是四平解放战；第二次是四平保卫战；第三次是四平攻坚战；第四次是四平战役。在这几次战役中，双方共投入兵力40万人，累计战斗52天，国民党军队5万多人被歼灭，我军也牺牲了3万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战四平”。四战四平不仅解放了四平，对全国解放也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四平又被誉为“英雄城”。
注2：松骨峰位于朝鲜价川以南、龙源里以北约１公里处，是军隅里通往平壤公路上的咽喉。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后，给“联合国军”及李承晚军以沉重的打击，在清川江前线受重创的美军乘汽车从新兴洞南逃。1950年11月30日，志愿军第３８军第３３５团第３连奉命抢占松骨峰，进行截击战。志愿军以自己英勇的壮举和血肉之躯阻击了飞机、坦克、重炮掩护下的数千名美军，使之６个小时未能前进一步。至下午１时，仅剩７名战士的第３连，仍然顽强地坚守着阵地，胜利地完成了截击任务。被称为松骨峰英雄连。
注3：左派是建国后的主流，极力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政令坚决维护和支持。
注4：1970年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会上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免去了军区主要负责人的职务。
部队的训练
军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束后，我们才开始正规的军事训练。训练的第一个内容是学习整理军容和整理内务，军装怎么穿、军帽怎么戴都有一个标准，营房里面也要求整齐干净；然后练习站队和集合，所谓站如松、动如风、静如钟，对速度和质量都有很高的要求；再之后就是学习各种队列步伐，比如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等等；还有就是一些步兵的基础性训练，比如投弹、刺杀、射击之类的。
其中我们最害怕的是紧急集合，一般是在晚上进行。熄灯后，我们都就寝了。在大家睡得最熟的时候，比如十二点左右、一两点左右，连排长往往会搞一个紧急集合。开始大家洋相百出，衣服都来不及穿整齐，背包也打得奇形怪状，更不用说集合速度了，根本达不到要求。集合后去跑步，因为背包没有捆住，一跑就散掉了，东西掉得到处都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这种集合基本每个星期搞一次，三五次以后也都基本适应了。还有一个重点训练科目，五公里越野，就是全副武装,背着四枚手榴弹、一支步枪、一个背包跑五公里的越野训练。这个锻炼对体力的消耗特别厉害，刚开始有人坚持不下来，能跑完全程的也都累得近乎虚脱了。
我们在新兵连训练的时间不长，只一个多月，一般正规的新兵连应该是训练三个月才能结束。我们北京的新兵是第一拨到营房的，然后山东、山西、四川等各省的新兵才陆续到达。四川的是来得最晚的，三月底才到营房。所以我们虽然是二月份入伍，但兵龄是从1968年4月1号开始计算。而在我们进营房之前，老兵都已经走了——那几年老兵大量地复员，因为“文化大革命”中足足有两年没有接收过新兵，导致老兵迟迟不能复员。我们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批新兵，去的时候每个班都只剩两三个老兵，一般是一个班长加一个副班长，或者一个班长加一个老兵，一个连也就还剩三十多个人，步兵连三分之二的老兵都复员了。我们训练了一个来月，没有完成全部的训练科目，就提前被补充到老连队去了。
1968年我们连队在承德执行护路任务，训练结束后的第二天我们的排长就带着我们去承德了。其它连队也都在外面执行各种任务，有护路的、警戒的、生产的和施工的，营房里没有部队。1968年，虽然北京的文革已经完成了大联合，不再有激烈的冲突，但保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还远远没有结束，正处于两派对立最明显、武斗最激烈的时候。这两派的群众都是真刀真枪地排开阵势打，有手枪、冲锋枪、步枪等等——保定是一个有光荣传统的地方，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这里遍地都是兵工厂，家家都能生产地雷、步枪、手榴弹等武器。“文革”中他们继承了这个传统，两派都是自己生产武器，而且时不时地有某一派的老百姓想到营房去抢武器。中央军委命令：部队的枪支弹药不准流失到社会。针对这个情况，首长决定从各个连队抽调兵力，成立一个战备连，专门负责营房的警戒和守卫。我们一排从承德调回清风店营房，参加战备连。
回到营地以后，除了执行警戒任务，还经常和团里的领导机关一起到地方去，协助当地的政府做两派的说服工作和联合工作。我们向他们宣传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要联合不要分裂”等观点。到农村的工厂、学校去做宣传。1968年有十个月左右的时间我都在完成这个工作。这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的事情，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参加了文革，很熟悉这一套流程。有时候要到一个情况比较危急的地方，或者有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就抽几个精英骨干去处理，都会安排到我，而我每次也是出色地完成任务。
因为我的出色表现，团领导也渐渐地开始器重我，有意向把我调团部。但是当时连队首长不想让我走，于是决定让我回连队当文书。1968年11月份的一天，排长私下里通知我：“你今天晚上回承德，回咱们连队，不要声张，连里边不同意团里调你走。”所以当晚我自己偷偷地收拾了一下背包，溜回了承德。12月份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连队不到两个月，1969年1月份，团里还是把我调到了政治处俱乐部，主要的工作是放电影和其他文化宣传工作，同时负责一些部队服务管理工作。其实我不愿意做这个工作，我还是比较乐意待在连队，过连队普通战士的生活，平时参加训练，有时候还可以东奔西跑地执行任务。政治处俱乐部里的主要领导有两个：一个是俱乐部主任，还有一个电影组的组长。我就缠着他们俩死磨硬泡地说：“我不想在这儿干了，我想回连队。”但是他们始终不答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