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人生有三个坎最历练人：一是建设兵团，上山下乡当知青；第二是在监狱里面改造，即沦为犯人；第三就是在步兵连当三年兵。部队条件很艰苦，但大家复员以后再聚到一起，都没有抱怨或者诉苦，反而是很留恋当时的生活，很愿意回顾那段历史。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艰苦生活对于人绝对不是坏事，是一种历练。
担任一连副指导员
1974年，于连队办公室，左一为指导员刘忠立
我之所以能在1974年被提为一连副指导员，首先是因为就个人的工作作风和性格习惯来看，自己很适合在部队工作，而且我始终有一个信念：要全身心地奉献于国防事业和部队建设。在最开始六年的士兵生活中，我一直表现很突出，也很钟情于部队的生活。我觉得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子汉，如果有立志创业和艰苦奋斗这样一种觉悟和志向的话，是很容易在部队干一番事业的。
另外一点是，在部队里我的文化水平算是比较高的。在我们当兵以前，部队的士兵中文盲居多，初中文化水平的都没几个，文化素质总体来说比较低，训练内容也比较原始。从1968年开始陆续有学生兵了，这样部队的士兵成分有了一个明显的改观，总体文化素质的水平也在逐年提高。随着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部队里的各种文化活动、教育活动都增多了，训练效果也提升了，部队整体的战斗力也随之提高。
不过在当时说来，像我们那种“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在部队里也还是凤毛麟角的，并不太多。我本来在学校的时候就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部队开始的两三年也一直在做宣传工作，所以有比较良好的文化素质，口才、文笔、组织能力等相对来说都比较好；再就是对军事技术有较高的悟性，对训练内容接受得比较快，军事素质好。所以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优秀士兵群体——那时候每个连队都有几个尖子兵，组成了一个军政素质比较优秀的群体。平时在连队就经常负责撰写宣传材料、编撰训练教材、组织文艺节目等等。
我在一连是尖子兵，一连在全团又是尖子连队。1971年初，我从阜平回到连队，代理排长，同时被输送到军事骨干培训队学习，列为重点提拔对象，但却迟迟没有提干。
提干从1971年一直推到1974年，可谓是一波三折。第一次是在我参加骨干培训结束后，团党委就决定提拔我担任排长，也就在这个时候，门头沟区武装部把我参与文革的情况，弄成黑材料送到了部队，于是提干之事就被放下了。第二次是1972年，团首长再次决定提拔我，派人到我的家乡齐家庄公社和天河村调查政审。当时我父亲还在被批斗和监督劳动，怀疑我父亲个人历史有问题，结果村里和公社的证明材料写得很差，我又一次失去提干的机会。
据我所知，就在1972年和1973年部队曾多次派人到我的家乡，都没什么结果。1973年春节前我得知父亲被个别村干部诬告有历史问题而被批斗和劳改，心里十分不安。说我父亲有历史问题我不信，但作为儿子应该想办法帮助父亲。我把我父亲的实际情况向营团首长汇报后，团副政委蒋天喜通知我们连长说：“你让王全祥的父亲到部队来探望儿子，就在部队住着，看他们敢不敢来部队批斗。”于是我立刻写信告诉我母亲，想办法让父亲离开村子，来部队过年。在家人的帮助下，父亲在一天夜里偷偷溜出村子，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路，坐上公共汽车到北京火车站再乘火车到了营房。我的父亲被他们整治了二年多了，身心俱疲，人似乎老了许多，看着父亲的样子我心里觉得特别伤心。在部队招待所住了两个多月，过年时，营连首长都来看望父亲，安慰他，父亲的情绪恢复得挺好。到清明节之际，父亲提出要回家种地。他说老在部队待着也不是办法，我答应了他的要求，送他到车站，乘火车回了家。可能是因为开春农忙，父亲回村后就再也没有挨批斗了。
到1974年，我已经有六年的军龄了。步兵一般是三年服役期，而我已经超期服役3年了，在部队这里是不多见的。这6年中我一直没有探亲休假，说实在的，当时心情很不好，有些想家。另外因为不能提干，我和我爱人的恋情也发生了危机，当时她一个人在老家黄塔乡务农，她父母和三个哥哥都在城里住，一个女孩子在农村很辛苦。我不能提干，我们的婚事就不可能，我的压力挺大的，我非常想回去看看她。
担任一连副指导员
1974年春节，我就向营连领导提出了休假的申请。营教导员批准了我的请求，但要求我做到“三不”，回家后一不要接触乡村干部，二不要介入“文化大革命”的事，三不要过问父亲的问题。悄悄地回去，悄悄地回来，给了我10天假，我腊月28到家，过了春节，初五回的部队。三月份团政治处派李显明李干事找到我，让我和他一起回门头沟齐家庄公社，想办法把提干的政审证明材料开回来。
当时担任团政治处主管干部的付主任特意给我交待说：“提干政审不允许本人参与，但鉴于你的特殊情况，破个例也无妨。”足以说明团党委对我的信任。回去后，由李干事出面与乡村干部谈，要我出谋划策，当好向导。我非常理解首长的良苦用心。回去后，我们俩尝试了很多办法，先找到村干部耐心地跟他们谈，但无济于事。然后又到公社革委会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一位很和善的老人，他不认识我，我们跟他说明了来意后，他明确表示这个政审证明我给你们开。他也对有些地方干部的做法表示了不满，并在证明材料中明确说明：我只是一个中学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什么政治问题，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查无实据，不影响提干。我们带着证明材料高兴地返回部队。这是三月份的事，到四月十四号，师党委正式下达命令，任命我在一连担任副指导员。
团政治处主管干部工作的领导和营首长一起到连队传达命令，全连集合举行了仪式，我做了简短的发言，也就是当着全连干部战士的面表个态。我看到大家都很兴奋，特别是我在一排代理排长三四年，他们都为我一跃成为连队首长感到高兴，有的战士热泪盈眶，奔走相告。那天晚上，我特意从外边的小商店买了点猪头肉、花生米，还买了瓶当地特产“地瓜烧”，也就是用红薯干酿的酒，度数低，喝的时候有一股红薯味。一排的全体战友坐在一起，庆祝了良久。大家相互碰杯祝酒，气氛很热烈融洽。
高兴归高兴，我并没有因为这一小小的成功冲昏头脑，我清醒地认识到三点：一，我是由战士直接提为连队干部，地位发生了变化，面临的职责更加重大，任务也变得更为难巨，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二，作为一个尖子连队的干部，一定要有较高的军政素质。而我一直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这将成为未来我个人及连队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当年完成军农生产任务后，我积极申请参加了军师二级干部教导队的军事训练，有效地提升了我的综合能力；三，在我提拔干部的过程中，各级首长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信任，我不能辜负他们的期盼，一定要立志做好每一件事，完成每一件任务，用实际成绩报答部队这个大学校对我的重视和培养。
1974年年底，我完成了当年老兵复员退伍的组织工作，春节前就回家探亲了。干部的探亲假是每年20天，我想利用这次探亲假解决婚姻问题。营首长也是要求我一定要在这次春节休假期间把个人婚姻问题解决了。
当时我和我爱人已认识七八年了，高中时就是关系很好的同学，她高中毕业回农村务农，在家等我等得很艰苦。我回家后一边拜访未来的岳父岳母，办理结婚手续，一边跟村干部谈父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