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那次探亲，一个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把父亲所谓历史问题和地方说清楚，不能总是不清不白地拖着，春节前，我和我爱人已经结婚，春节后，村干部也答应了不再批斗我父亲，并尽快平反。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身心愉快地回到部队。回营房后，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政治处李显明干事送喜糖。他一直关注和帮助我，在解决提干的问题上是帮了我大忙的。李显明也是门头沟人，是老乡，在团政治处放电影时我们曾共过事。我们的关系一直很铁，无话不谈。因为门头沟区武装部整我“文化大革命”的黑材料和我父亲被诬陷使我提干之事一推再推，我有一段时间非常郁闷，他很同情我，经常鼓励开导我，和我一起去家乡搞政审，也是他主动请缨。他后来调到一营三连任指导员，转业后回到门头沟物资局下属的一个企业任职。2004年患脑淤血去世，时年才57岁，我非常怀念他。
“攻守兼备雷击一连”
1974年，我被提拔为一连的副指导员。随着身份从一个被管理者转变为管理者，工作任务发生了变化，思想上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有三四年的代理排长的经验，所以完成指导员的工作还是轻而易举的。我发现，在连队的建设中，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要达到一种宏观的高度，要把每个班、每个排的问题都纳入考虑范围。而且当时我们连的连长和副连长都没在，由我和指导员两个人主持整个连队的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带领连队完成军农生产任务和军事训练。
这一年，我们一连在团的农场担负军农生产，从春天开始，进行育苗、插秧、种麦子等工作；到了秋天，要割稻子、收麦子，包括后期的打稻子等等，完成一个季节的生产任务。六月十八日发生这样一件事：我们收完麦子以后都用拖拉机和汽车把麦子从麦地运回场院，然后把它们铺开晒干，用溜轱辘压麦子。麦子收回场院以后，最怕下雨，因为铺麦子的场院都是沥青地，下雨后再被太阳一晒，沥青就变软了，人如果不小心上去踩一脚，麦子损失会很大。因此要抢时间把麦子脱粒，再装进麻袋。连队四个排分成上午下午两班，我和指导员各带一班。上午班，从早晨四点一直干到下午两点休息。指导员带着另外两个排的人来接班，他们要干到晚上十点。18号上午我带着两个排干完活，返回驻地休息。下午四点多天色突变，乌云滚滚，雷声阵阵。有个战士惊慌失措地跑来报告说：“副指导员快去吧，我们被雷打了。”我立刻骑上房东的自行车向场院跑去。
我赶到场院，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场院一片狼藉，几十名战士有的躺着，有的坐着，连哭带喊，有的还口吐白沫。我和指导员边报告边组织抢救。过了一会，团首长带着团卫生队赶到。军首长带着野战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及时赶到，实施抢救。三排排长是一个叫鲍明亮的山东人，跟我关系相当不错。我们在新兵训练的时候就是一个班，后来被分到老连队的时候又是同一个连队。我看见他的头发、衣服都被烧焦了，掉在地上支离破碎，草帽也被打得一条一绺的，胸部和脚都是黑的，看上去整个人都变小了。他当时就被雷击死了，他们三排是遭受雷击的重灾排，只有一两个人安然无恙，其余二十几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抢救还算及时，只牺牲了一个排长，另外有十几个战士残废了，损失应该说是降到了最低的程度。
当时我看见小鲍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觉得自己都像是被雷击中似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一连的战士们都提不起精神来。唱军歌唱不出声，走正步走不整齐。这个雷击事件对连队的士气打击非常大，十一月份老兵复员以后，新兵补进连队，带来一些生机，整个连队士兵的情绪才慢慢懂得变得比较正常了。年底我负责连队老兵复员的工作，三排有六七个兵都不走，因为排长的死对他们的刺激是很大的，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连队。还有十几个残疾的士兵复员以后不能从事正常的工作，部队给予了适当的补偿。我们一连的荣誉称号是“攻守兼备英雄连”，后来别的连又叫我们“攻守兼备雷击一连”，表示我们是经过雷击考验过的钢铁连队。
优秀干部美名扬
“批林批孔”运动
1975年，部队开展了“批林批孔”的运动。上半年一开始是批林彪，批他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句话，然后批孔夫子。这场“批林批孔”的运动实际上是四人帮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是一个阴谋。——有的人称这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当时还提出要通过“批林批孔”逐步解决军队干部老化的问题，要求发现年轻的培养对象，及时把年轻有为的干部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
我是连队的政工干部，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所以被调到团政治处的一个写作小组。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全团战士“批孔”——以当时部队的整体文化水平来看，能读懂孔孟之书并发表看法的人并不多。
运动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到三十八军采访，来我们团挖新闻，发现团里有好几个像我这样被越级提拔的连队干部。于是那个记者就写了一篇文章，主要内容是宣传这些优秀干部的事迹，着重描述了我是如何从战士直接被提为副指导员，又是如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挥模范作用的。稿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了三天，还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头版头条上发表出来了。当时我们村的人都听到广播了，我的父母一开始还不敢相信：“这说的是不是我们家王全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专门写信向我求证，我告诉他们那个人的确是我。我爱人听到了那个广播，也看到了《人民日报》，给我写信表示祝贺。那一次我在部队很是风光，似乎一夜之间大家都知道我的事迹了。
后来中央又组织“批邓”，说邓小平要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邓小平在部队里是非常有威信的，大家都很尊敬他。在连级干部动员会，得知要“批邓”，心里就思忖：“什么呀，能批吗？邓老哪里错了？”他复出以后，国民生产形势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突然又要批他，谁的心里都不服气。批判运动很难开展下去，所以部队只是搞了个正面教育，批判只走了个过场，稍微表示了表示。而且虽然没有人明说，私下里都希望“文化大革命”赶快结束，别再折腾什么批斗之类的事了，扎扎实实地搞好部队的训练和建设才是民心所向。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一个光荣传统：干部党员身先士卒——国民党的军队在战场上喊的是“给我冲”，而人民军队的干部喊的口号是“跟我上”，其中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作为一个连队干部，对自己的基本要求是打仗的时候要冲锋在前，平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道德水准和全面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当时连队的干部军事素质普遍比较低，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比如我们一连的连长和副连长，他们尽管是军事干部，但只能组织一些平时的零星训练和生产施工，不能组织系统正规的军事训练。
我虽然是一名政工干部，主要职责是主持连队的政治工作，抓好党团支部的建设，但同时我又是经过系统军事训练的干部，军政素质相对比较全面。所以营团领导对我有一个不成文的交代：“你既要负责政治工作，又要负责连队的军事训练。”意思是让我心悦诚服地协助连长、副连长抓好连队的军事训练。另外营团领导也有意识地把我树为连队干部的标兵，政工干部既要懂政治又要懂军事，军事干部既要懂军事也要懂政治，全面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