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服务工作主要是解决社区居民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虽然事情都不大，但和居民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在处理这些事的时候需要一种耐心负责的态度。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先耐心地听取居民们的诉求和意见，然后对症下药，进行解决。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会遇到一些麻烦。为此，我专门设立了一个社情民意登记本，把居民的需求、建议和办理的结果都一一记录下来，这样就能积累一些需求信息，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有色社区是一个单位型的住宅区，成员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设计院在1953年建院，那个时候建院的地方都是坟地。当时复兴门外只有设计院一个单位在这里，后来1958年“大跃进”，在旁边建了军事博物馆，接着陆续地建了铁道部办公楼、中联部办公楼、中央电视台、京西宾馆等等。
2009年重阳节，为社区老人举办集体生日
有色社区有三个大院，一个是复兴路十二号院，这个住宅区和办公区是连在一块的；还有羊坊店路十六号院和羊坊店路十七号院。设计院大部分的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的家属子女都住在这三个住宅区里边，大概有一千七百多户，不算流动人口有六千余人。其中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30%左右，而且每年以1%的速度递增，今年初步统计已经突破33%了。所以社区服务主要是集中在为老人服务的工作上。
现在老人都觉得在有色社区生活是很方便、很幸福的。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得很好，邻里关系、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关系，以及婆媳关系等总体上呈现一种积极和谐健康的状态。为老服务的工作做好了以后，对整个单位的科研和经营是非常有利的。年轻的工作人员不用担心自己家里的问题，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来完成设计院的工作。
千奇百怪的难题
羊坊店路十六号院里有这样一个家庭。该住户的男主人姓关，是设计院的退休职工，原来是基建部门的。他在解放前曾经参加过黄埔军校锦州步校的一个短期培训班，所以总号称自己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写得一笔好字，懂《易经》，会阴阳八卦，平时喜欢给别人算算命、相相面。他还有一门绝技：剪影，就是用纸剪出人的样子，剪一个像一个，简直是惟妙惟肖。他退休以后一直在北京各大旅游景点，特别是八达岭长城那儿，给外国游人剪影。他的媳妇比他小20多岁，生了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孩子十多岁的时候他俩就离婚了，离婚后仍然住在一起。他们的房子是两居室，他住大间，前妻和儿子一起住小间。
他的前妻有捡破烂的嗜好，有用没用的东西都爱往家捡。久而久之，把公共自行车棚、楼道还有屋里面堆满了破烂。一进他们家门就是一堆破烂，卫生间堆满了，厨房堆满了，屋里走廊也堆满了，阳台上也全是。所以关先生在家待不下去了，出于夫妻情义他也不忍心管束他前妻。于是他先是在外面租了一间房住，然后找了一个个体的养老院住下了。
他的儿子叫关金龙，初中没上完就辍学了，因为精神上好像不太正常，医院诊断后说是一种叫做性格障碍的病。而且他对肢体没有痛感，平时不小心割道口子都不知道疼。儿子和父亲关系处得不好，基本上是跟母亲一起生活的。而母亲又不管他，只要保证给他饭吃，不让他饿死就行了。至于教育的问题、治疗的问题都无从谈起。平常他也不好好穿衣服，浑身总是脏兮兮的。
他们家在二层，自从屋子被前妻占据以后，堆满垃圾不说，她自己还养了几只猫。从一楼到二楼的那段楼梯上也是堆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蟑螂满地爬，苍蝇、蚊子满天飞，所以总是臭气熏天。进他们这栋楼都得捂着鼻子。而且那个女人大概精神有问题，至少性格是有缺陷的。娘俩一到夏天就不住在屋里，在住宅区里找一块空地，晚上铺一个凉席就睡下了。还经常在院里嚷嚷，学猫叫，学狗叫，学驴叫，吵得街坊四邻不得安生。周围的邻居都怨声载道，投诉意见非常强烈，希望社区能把这件事解决一下。
每年物业和社区的居委会都要组织人员，给她清理好几次破烂。她和一般的拾荒者不一样，一般的拾荒者只捡那些能卖钱的东西，她是不管能不能卖钱都先捡回来再说，还不让人清理。所以每次清理都要居委会、物业、城管部门，甚至还有执法队、派出所的人员一起出动，而且必然闹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清一次得用两三个小时，装满两辆东风牌汽车。
这种情况大概是从200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社区居委会和派出所联合把她们娘俩送到燕郊的一个精神医疗服务中心，让她们在那里接受治疗，但是吃药、打针一点作用也没有。她们在那里待了十几天，最后不了了之，自己回来了。回来以后她继续捡，我们也继续定期清理。其实要说她生活有多困难，也谈不上，物业和办事处还经常给她安排了一些困难补助，发放粮、油、衣服等生活用品。思想教育工作也是没有间断过，给她讲道理她老老实实听，就是行动上依然我行我素。而且对于她这种污染环境的举动，有些居民忍耐不住要骂街。居民一骂街，她的对立情绪就越来越大，捡垃圾捡得越发勤快了。这些年我们对她可谓是软硬兼施，用尽手段，始终无法解决。只好每年定期给她清理垃圾，安抚居民们的怨气。
还有一个人，住在羊坊店路十七号院。大概是高考没考上大学，受了点刺激。再加上他们家可能也有点遗传的原因，他被确诊为分裂性性格障碍，父母离婚后他跟父亲住在一起。在家里他每次拉屎撒尿不去卫生间，而是弄一个桶装起来，平时就放在屋里。桶满了以后他就把那些东西倒在走廊上，今天倒在这一家门口，明天倒在另一家门口。他住八层，上下几层的五六户人家都深受其害。
这种不正常事情还不算严重，严重的是他还有个怪癖：见着可燃物就要点火。楼梯的扶手都被他点燃过——在住宅楼里这种行为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周围的居民住户一天到晚都忐忑不安、惊恐万状的。
有一次他跑到九层一家人门口泼屎、泼尿，那家的老太太就到他们家找他讲理去。结果他把人家从楼梯上一下子给推下去了，可怜的老太太摔成了脑震荡，到医院住了十几天院。最后他的爷爷奶奶、姑姑等几家人凑钱给人家赔了一万多块钱的医药费。这件事发生以后，我们经常派人在他那层走廊里盯着，怕他再伤人。
找他讲理的人不在少数，他态度不好，今天和这个邻居吵一架，明天和那个邻居闹翻了。他爷爷有病，管不了他。他奶奶又有点护短，和邻居发生矛盾的时候，她不先说自己的孙子做错事情了，反而先嚷嚷别人。派出所、社区居委会和我们社区的党组织人员对他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年要投入非常大的精力来解决这些吵架的问题，安抚工作和调解工作都是非常棘手的。
后来经他父亲同意，我们和派出所一起把他送到了海淀区的青龙厂精神病院。结果没过几天，他父亲又偷偷把他给接回来了。医院给我们打电话，说他父亲把儿子给接走了。我一听就急了，找到他们家去，质问他父亲：“你又看不了他，又管不了他。我们帮你把他送到医院去，政府出钱给他看病，不是挺好的吗？”他父亲说怕他儿子在医院受罪。结果我跟他讲了半天道理也无济于事。
我们社区工作者遇见这些特殊的事情，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只能调解，尽力安抚。讲道理也讲不通，因为他跟正常的人不一样；但是他又不是精神病，只有经过医疗专家的鉴定，确认是精神病的人，才能向政府申请强制送他到精神病医院去。如果没有专家的鉴定结论，送去就是侵犯人权，是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不能把他们送走。在社区里他难免今天跟这个发生矛盾、明天又干什么伤害别人的事情，这都需要做大量调解说服工作。还要协助家人对他们进行看护。不是精神病的“精神病人”是最难处理的，连公安机关都觉得我们有色社区的这种“疑难杂症”特别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