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因还要追溯到我们小时候。1959年母亲得了一种病，左胳膊腋下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良性瘤子，一直肿着，导致胳膊放不下来。最后是弄了一个小棍支着这个胳膊，用右手干活。三弟是1958年出生的，当时正好一岁多，是要吃奶的时候。由于母亲的病情，喂不了奶，所以拜托了当时村里其他几个哺乳期的妇女，轮流喂他——要说这件事情不能怪到我母亲头上，那是情况所迫，而不是说她不疼爱三弟，对三弟不好什么的。但是三弟一直对这件事情有怨气，把责任归咎于母亲。
结果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喝酒聊天，不知怎么着就提到这件事情，而弟兄几个人又都是急脾气，所以就嚷嚷起来了。
其实这件事也谈不上是一个多大的矛盾，我们兄弟总体说来还是比较齐心的，比如在抚养老人的问题上，在家庭关系的问题上，都配合得挺好，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
难以调和的父母关系
我的父母都是房山区王家台人，房山有个“一溜十八台”的说法，就是指王家台、龙门台、石板台等十八个独立的村庄，王家台是最后一个村。
我父亲的童年很苦，从小跟着我爷爷在山沟里种地。家里穷，没有送他上学，所以他大字不识一个，但种地是一把好手，特别能干。
我母亲的老家也是在王家台村一个小山沟里面，我父母他们是按照家乡的风俗，也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过别人介绍而认识并结婚的。因为是在我爷爷丧葬期间所以没有举行婚礼。丧事办完之后，由于我父亲是长子，要守灵一年，还是没能举行婚礼。所以直到一年后，父亲守灵结束，才补办了个简单正式的婚礼。
平时父亲去种地，母亲就在家里做家务。搬出房山时我们家是七口人，搬过来以后又陆续生了我三弟和四弟。家里人口最多的时候是九口人，父亲带着当时有劳动能力的姐姐、妹妹去挣工分，母亲有时候也要抽出手来去生产队干一些活。
那时候虽然家里条件艰苦，没有经济收入。但父亲毫不放松，紧盯我的学业，想方设法地筹集钱保证我上学。
另一方面是在道德准绳上严格要求我们。从小就教我们各种规矩，比如要孝敬老人，比如不能浪费粮食等等。简单说来就是期望我们能够遵纪守法，安安分分，不做违法的事情。所以我们兄妹几人虽然是在困难的环境中长大的，但都人穷志不穷，道德上清清白白，行得端坐得正。这都归功于父母良好的家庭教育。
他们从结婚起一直到中年，感情和关系都还不错。步入晚年后，由于性格矛盾越来越突出，关系就开始恶化了。
我父亲性格很外向，既善良又勤奋，很有男子汉气概，一直教育我们做人要有担当，敢于承担责任；不过跟大多数农村男人一样，他脾气有些暴躁，为人处事有些粗心大意，常常是把母亲惹生气了，自己还没意识到。我母亲心眼小，记仇，有什么事情总是积压在心里，到爆发的时候肯定就是已经积累了很多怨气；而且脾气倔强，认准了就谁也劝不动。
我印象里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有一次吵得很厉害，但是关系一直没有破裂。直到在我当兵期间，据说有一次两人因为家务事大吵一架，母亲愤然离家出走，父亲开始也赌气没有低头，过了好久才把她接回来。之后两个人可能一直都心有芥蒂，七十年代那几年矛盾非常激烈，在家基本就是冷战，谁也不理谁。
1975年我结婚以后，他们心里都放宽了点，气氛比较缓和，再加上亲戚朋友从旁劝说，两人的关系才又开始慢慢变好。
但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父亲去世，这十来年中，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僵持的关系。我们做儿女的在劝说的时候，才了解到导火索其实只是一件特别不值一提的小事：在做家务活的时候，父亲无意中碰着母亲的肩膀或者是哪里了。可能是碰疼了，而且他没有道歉，于是就被母亲记恨了。这次谁都劝不了了，两个人互不谦让，特别是母亲，一意孤行，很记恨父亲。
当时家里已经没有别人，因为我们几个都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他俩就在家一来二去地吵，闹得很厉害。
父母晚年的不合，给我们兄弟姐妹造成很大的负担。从心理上说，两边都是生我们、养我们的恩人，站在哪一边都不对。所以每次我们充当的角色就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听这边数落完，到那边再听一遍牢骚。兄弟四人都没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离家很远，所以大家回去一趟都不太方便。最主要的是每次放下工作风尘仆仆地赶回去劝架，他们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特别是母亲，根本听不进我们的话。
刚开始因为我是老大，两人比较信服我，还能听我说两句，到最后我劝也无济于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终于决定要把他们分开——强扭的瓜不甜，我担心硬在一起万一闹出什么大事，给我们做儿女的留下终身的遗憾，让我们在社会上不好做人。加上那时候父亲已患高血压，不能着急生气，吵架不利于身体，分开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当时除我之外，姐弟几个和亲戚都不同意把他们分开。我分别征求他们的意见。一开始父亲不同意，还让我好好劝劝母亲，我依他的话去跟母亲谈了两次，没效果。万般无奈，只好对他说：“分开吧。”父亲才同意了。在我的主持下，把他们的房子分开。原来老家是两个院子，父母住一个院子，四弟住一个院子，每个院有三间房，中间没有隔断墙。那次我们就在中间筑了一堵墙，一人住一个院，各过各的。
分开了以后，母亲会做饭，会料理家务，生活得顺顺利利，不需要我们操心。而父亲作为一个男人，大大咧咧惯了，不太会料理家务，幸好当时我姐姐住在村里，离得不远，所以她经常过去关照一下父亲，帮他做做饭、洗洗衣服什么的。我们兄弟几个回去也基本上是跟父亲住一起，可以帮助他料理料理家务。这种生活状态一直持续到父亲1998年去世，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父母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以及不得不分开住的凄凉晚景，可以说是我们兄弟姐妹一辈子的遗憾。他们的事情也给我们带来一个痛苦而深刻的教训，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夫妻双方一定要互相体谅、互相尊重。有了父母的前车之鉴，我们兄弟几个对婚姻的选择都是慎之又慎。所幸，我们都组建了各自美满的家庭，父亲在天之灵得知，会稍感欣慰。
父亲去世
父亲是由于心肺病去世的，他本身血压高，一直坚持吃药，没出现过危急情况。但是心肺出问题以后，肺肿大，压迫了心脏，他就开始“呼呼”地喘不上气来，让人很是担忧。
父亲王甫存
四弟当时家在斋堂镇，那里有一个镇医院，所以四弟把他接到镇医院观察、治疗了两天。那里设备也很简陋，医生、医疗条件都比较差，那两天输液、吃药也不管事。
最后四弟只好给我打电话，说：“爸爸的病还不见好。”爸爸主要有两个症状：一是大便拉不出来；另外一个是喘不上气，吃不了东西。
我觉得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在小医院只能是浪费时间，于是建议：“那咱们就先把父亲送到门头沟医院去。”
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怕他死在外边——老人都有这么一个顾虑。我们为了他身体着想，也顾不得他的意见了，坚持把他送进了门头沟医院。那天我们兄弟四个都去了，在医院里给他进行检查，安排住院，然后商量着，准备几个人轮流在医院看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