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就是我接手。所以那一天是我在医院里陪床，医生嘱咐说像这种心肺病，不能动，只能躺在床上。他在床上也是“呼哧呼哧”地直喘气，呼吸很困难，一直睡不着。大概在半夜十二点多的时候，他吵着非要下床，到走廊里去看一看。
我把医生的嘱咐告诉他，让他不要下床，他却执意要出去走一走——做儿子的哪里拗得过父亲。最后我只好顺了他的意，扶着他下床，让他慢慢走一走。我扶着他走到病房的门口，他就在那儿站着，时而看一看外边。其实那时候大家都睡了，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没什么可看的。
我也不能老让他站着，不一会儿就赶快扶着他回去上床休息了。可能就是因为下床走动了，他躺到床上以后就开始呼吸紧促。我越看越不对劲儿，赶紧去叫医生，医生处理了半个多小时，我心里后悔得不行，不该答应他下床走动。
到凌晨一点半左右的时候，父亲病情明显加重。当时他还想下地撒尿，我说：“不行。”就让他半躺着身子在床上给他接尿，也没尿成。
大约一点四十左右，父亲的呼吸变得很脆弱，脸色发青，气都快喘不上来了。我急得大声喊：“大夫！”完整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们很快赶过来，给他做心电图，做人工呼吸等等。但这次最终没能挽救过来。
当时我甚至来不及过度地伤心，赶紧通知几个弟弟。等他们赶到的时候父亲已经咽气了，大概是半夜两点的样子。我们兄弟几个，边哭边在医院手忙脚乱地整理后事，度过了人生最悲伤的一夜。天亮前，我们要了个双排座的车把父亲的遗体放好，由我抱着父亲返回天河水村。一路上我看着父亲安详地躺在我的怀里，冥冥之中觉得父亲并没有去世，他老人家还活着，只是睡着了而已。
作为成年男人，对生离死别这种事情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并没有说伤心欲绝之类的，更多的还有一种懊丧的情绪。想到父亲他辛苦了一辈子，将我们抚养成人。本来随着我们兄弟几个陆续参加工作，家庭条件渐渐好转，按照我们的设想，是可以让父母过几年安生日子了。
但是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般美好，父母闹别扭，两人一直都不顺心。我们都觉得父亲大度，在这件事情上很大程度的是让着母亲，而母亲过于倔强，不体谅他的一片好心。在他患病的这几年，母亲一直没有起到照料的作用。而我们也没有足够重视他的病情，总认为他的身体还是挺好，不知道心肺病能够危及生命。
父亲在医院的时候母亲没有亲自去看望他，她对我们私自安排父亲住院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因为当时四弟把父亲接到斋堂医院之前并没有跟她商量。
总之，回想起来我们都很后悔，在他患病的这几年时间里，家人对他关怀得一点儿也不够。他自己心里估计也是因为不愿意拖累我们，怕我们花钱，坚持不愿意住院。从生病到去世一共就在斋堂医院住了两天，在门头沟医院住了一天，开销都不大。结果在那里并没有得到什么有力的救助措施，可以说是没有抓住最佳的救治机会，最后导致他过早地去世。
这是我们心底永远的遗憾。后来按照农村的风俗给他办丧事，我们大办了一场，很多亲戚、邻居都来吊唁，花圈堆满了院子——其实心里都知道丧事办得再热闹也没有用，人死不能复生，但是总还怀着一点希望，想借此补偿一点什么。
父亲在我们心中的形象非常好，他善良包容，勤奋大度，通情达理，这是我们六个孩子的一个共识。而且他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对于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也知之颇多，小时候我们在家经常跟他一起聊《三国》、《水浒》、《杨家将》之类的历史典故。他没看过那些书，但是对于那些事件都如数家珍，教了我们不少历史知识。而且他很有涵养，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村里面人缘也很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要与人为善，多做好事，他自己一直也是这样做的。从我记事开始，便经常见到父亲帮助别人：村里有谁盖房子、办红白喜事他就去帮把手，农忙时收完自己家的庄稼就主动去帮劳动力少的家庭收割……这一方面对我们影响很大，在我们以后工作和学习中都是受益匪浅的。
母亲生病
母亲王丙兰
我姥姥生育有三男五女，母亲在五姐妹中排行老四。我的舅舅和姨妈们都已过世。
我母亲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勤劳顾家。她一辈子操持家务，养育了六个孩子。但是她喜欢斤斤计较。包括我们兄妹几个，谁对她稍微有点怠慢了，她就马上表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而且肯定有几天她不会搭理你。这样的性格是导致她和父亲晚年不合的主要原因。直到父亲去世后，她也没有反思自己在处理夫妻关系上有什么过错，或者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后来她两次脑出血，第一次脑出血是2006年三月份，当时出血的量不是很大，部位也不是在要害之处，所以住进门头沟医院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好了。经过近1个月的恢复就能自己走路活动了，基本上肢体没有落下后遗症，可以正常活动，比如拄根拐棍出去散个步、做个运动都行，但是做不了家务活。那次留下的后遗症是老年痴呆，容易发脾气、骂人、寻事儿跟人吵架。我们体谅她生病，都尽量让着她。
第二次脑出血是在2009年，也是三月份，那一次就比较厉害了，没有恢复过来，造成半身不遂了，失去了自理能力，所以现在基本上卧床不起。
她现在虚岁八十四了，个人比较愿意住在老家，因为那边是在灵山脚下，属于自然风景区；山里空气的质量也很好，不存在污染；温度适宜，比较凉爽，在那边最热的时候，晚上睡觉也要盖一个薄被子。如果在城里，又吵又闹，空气也差，对于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来说就很遭罪了。
父亲去世后，我们就雇了一个保姆和母亲住在一起，专门照顾她。然后我们兄弟四个人轮流带班，每人一年，轮流负责母亲和保姆的生活照料以及经费支出。不过也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一人带班，其他人也经常回去照看。总体说来我们在赡养服侍母亲的这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亲戚邻居们都称赞我们兄弟几人都是孝子。
印象深刻的启蒙老师
从小我便是一个上进的孩子，脑子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知识才能改变命运。我强烈地渴盼着走出山沟，到外面的大世界去看一看。在这个愿望的驱使下，自小学起，我就一直保持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重点高中，我更是树立了考大学的远大理想。
谁知天意弄人，我们这一代的学子可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遇上十年“文革”，我们的大学梦就那样被历史的车轮毫不留情地碾碎了。在那动乱的几年里，我迅速地成长，并无可奈何地被卷入了斗争的漩涡，甚至可以说是斗争的中心。我经历过大字报的口诛笔伐，也经历过武斗的刀光剑影。看着身边的人越来越狂热，我不禁有一种想要远离是非之地的冲动，所以最后选择了离开学校，踏上军旅。
我没上过幼儿园。那时候家境贫寒，从小我就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心里也没有上学读书这个概念。直到1955年，我们家从房山搬迁到门头沟天河水村，当时我八岁，到了上学年龄，父母送我去天河水小学上学。
上学报名时，需要有个大号（正式的名字），据说请舅舅起名字比较吉利，于是就请我的大舅到我们家给我起学名，他说“全祥”这个名字不错，表示完满吉祥。农村人的心思也都很简单，父母本来对我的名字就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一听“全祥”确实很吉利，于是全家人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