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毕业的时候我们只考了算术和语文这两门课。我觉得我当时考得挺好的，可以说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初中学习。
挨打记
年少时上课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小的时候，在和我一起的同龄男孩子中我不算特别淘气，相对来说是比较听父母话的乖孩子。在学校里成绩也不错，父母和老师都对我很满意。整个童年好像就挨过一次打。
我们老家山里有一种鸟叫做青燕子，不是现在我们见到的那种普通的燕子，而是一种黑色的、在悬崖缝里搭窝的鸟。有一次我看见那只鸟从窝里飞出来，停在悬崖边突出来的石头上叫，跟唱歌一样，别提有多好听了。当时我本来就喜欢干爬树、掏鸟窝的事情，又被那只鸟迷住了，所以就约了我姨家的男孩子，一起爬到那个峭壁上去抓鸟。
在山上费了半天劲儿也没抓到鸟，这时我俩的母亲见我们还没回家，心里着急，就一路找过来了。结果她俩刚到悬崖底下，一看我们爬到那么高的山崖上，紧张得不行，站在那里撕心裂肺地喊：“儿子啊，你们可得当心啊，别摔下来！”那悬崖确实很高，我也知道要是摔下去就没命了。不过当时真的一点儿也不害怕，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无知所以无畏吧。
我俩听见她们喊，又看到她们在下面站着，被吓成那样，心里也过意不去。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不抓鸟了，于是稳稳当当地又爬了下去。母亲和姨姨一把扯过我们，把我们往家赶。一路上她们在后面跟着，也不吭声。结果一到家，母亲就把我关到屋里面，用木棍毫不留情地痛打了一顿——这就是那唯一的一次挨打，打得特别狠，身上疼了好几天，我印象特别深。
初中：与班主任“交锋”
我的初中是在齐家庄乡中学上的，离我家有八里路。它是乡里面的中心学校，属于教育系统固定下来的中学校舍了，乡里十来个村的学生都在那里上学。学校里面有规范的教室和操场，操场有两个，一个大操场和一个小操场。大操场上有一个学校自己画的跑道，可以跑短跑60米。小操场上有一个篮球场，左右两个篮球筐子，男孩子可以在里面打篮球，女孩子也可以在里面踢毽子、跳绳——当时齐家庄乡中学的教学条件是很不错的。
齐家庄乡中学校舍最早是一座庙，是一个很长的四合院，还有一个戏台，是乡政府在村里设的，逢年过节的时候请戏团在上面唱戏。戏台两边是厢房，大概有九个教室，初一的教室是正房，教室中间还有两排柱子。我们上初一的时候大概有将近七十个学生，全部坐进去还显得很宽敞。
初一一开始是一个班，后来因为老师任务太重，分成了两个班。初二也是两个班，初三是一个班。老师有专门的办公室，还有专门的食堂。学生们自己带饭吃，到冬天就需要热饭。所以我们每天到学校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带的饭送到食堂里面，那里专门安排了一个做饭的大师傅管热饭。偶尔会发生吃错饭的情况，有的是因为确实没分清，有的则是一些男孩子使坏——自己带的饭不好，就故意拿别人的吃。
我们的课程有语文、代数、几何、生物、美术、音乐等，对于我来讲都比较轻松。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面是数一数二的，尤其是几何特别好，其他几科也都不错，功底很扎实。
除了上课，老师经常组织集体劳动和参观等一些比较有意义的课外活动。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参观过某个村的一个养猪场，了解他们的养猪技术；还参观过一个电站——初中的时候教室里面就有电灯了，不像小学都是用的煤油灯。老师办公室也有电灯，所以如果谁放学以后作业没写完，就可以留在学校里由老师个别辅导，晚上可以继续学习。
我当时是几何课代表，大石头是学习委员，班里有一个班长、一个学习委员和三个课代表。老师选课代表的时候一是看你热不热爱这门学科，二是看你学习成绩好不好。我刚好符合这两个条件。
几何老师叫吕天栋，他把我当成他备课时候的一个试讲对象。比如他上几何课的时候就抽出一点时间让其他同学自习，而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把他下一节课的授课内容大概地跟我说一下，再给我提几个问题，看我弄懂了没。所以作为几何课代表，我每次的学习进度都比别人靠前。
平常课代表只负责收作业，有时候也帮助老师改作业。另外我还是老师和学生中间的桥梁，负责信息的传达，帮助老师搞好这一门学科的教学。总之，在我初中所有的老师中，他跟我是关系最好的。他经常到我家去，帮助我们家干活，课下也时常辅导我的学习。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不过最近四五年没见到他了。
初一的时候我和班主任关系处得不好。那个老师教语文，是一个河南人，我们听不惯他的口音——虽然在我们老家没有统一说普通话，各个村的口音不完全一样，但毕竟是一个地域的，交流不存在障碍，而对河南口音就是完全陌生了。当时年少气盛，听不懂就要提出来，还到老师的办公室去跟老师较真儿。记得有一次上课，我没听明白讲课的内容，所以老师提问我的时候我没回答。于是老师当场批评了我，我心里很不服气，下课就到老师办公室跟他讲理去了。我直接跟他说：“你说话我听不懂。”这样一来二去的，老师对我就有看法了。
另外还有一个女音乐老师，她和班主任是一块分到我们中学来任教的。当时自习课的时候班主任要到教室里面检查我们上自习的情况，她也跟着一块去，还特别不本分，总比比划划的。我们几个男孩子看不惯，就提出来了，希望那个音乐老师不要再到教室来检查我们的自习课。结果她和班主任一起把我们告到校长那里去了。
校长把我们一堆男孩子叫到校长办公室去批评了一顿，我们不服，开始闹情绪，学习成绩也受到影响了。后来他还到我们家里找父母告状，一开始我的父母是批评我，说我不对。后来我跟家里面详细地把情况说明了一下，其他几个男孩子也都跟家里实话实说。家长们一听是这么回事，反过来支持我们，就几个人约好了到学校去找校长。学校迫于压力，初一的第二个学期开学不久，就把那个班主任给调走了。
接替他的是一个教数学的老师，叫王锡敏，他家原来是石景山的，但是后来和我们村一个女孩子结婚了，就安家在我们村了。论大小还应该管他叫姐夫。他很平易近人，教学质量也很好。
我在初中的时候语文成绩一般——由于初一那个班主任的缘故，我对语文学习总是提不起劲儿。初中跟我关系比较好的除了小学就认识的大石头，还有一个叫贾殿义的，他比较淘气，但是很聪明，几何学得比较好。所以我俩经常一起攻克几何难题，比较有共同语言。还有一个叫李淑义的同学，我们俩毽子都踢得好，每次比赛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
无缘飞行员
在初中上学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竞争飞行员。初三上半学期的时候，北京航校招飞行员，到我们学校进行体检筛查，那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在在校的初中毕业生里面选择飞行员。报名的大概有五六个男孩子，通过筛选以后就只有我和贾殿义能够参加正式体检。
我们一起到城里参加体检，记得那时候检查得特别严格，似乎恨不得连头发都给一根一根地数清楚了。一共经历了五次这样的体检才到了最后的复查。
结果在复查的时候我被筛下来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在初二的时候煤气中毒过一次。学校要求路远的学生都要住校，我和李淑义还有一个男孩子三个人住一间屋子，冬天的时候烧煤取暖，结果煤气中毒了。当时头晕脑胀的，在家歇了两天才缓过来。检查的医生问我：“你煤气中毒过？”我撒谎说：“没有。”医生就教训我必须得说实话，给我讲了一堆大道理。我也后悔不应该撒谎，就承认说初二的时候有过一次煤气中毒，不过不知道是重度还是轻度，反正没有影响我学习。医生最后也没说什么，但估计对我的印象就不好了。第二个原因是我身上有一道疤痕。那还是在我上小学之前，一次和我母亲、姐姐一起上山干活儿，在爬山的时候母亲不小心用镐头把我左腿的膝盖碰伤了，留下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