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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王全祥回忆录 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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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给我缝了一个简陋的书包,就是把两块布缝起来再缀上个背带。开学那天我背着书包去学校报到。村里的小学,条件很简陋。我记得那是一个山坡,坡底分岔,学校就坐落在那个岔路口。校舍是三间平房,两间做教室,一间是老师宿舍。有一个二十多平米的院子,供学生活动。学校设立一到四年级,共计学生三十余人: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跟我一起报到的新生大概有十一二个,二年级有十来个学生,三年级和四年级分别只有五、六个学生。这几十个学生由一位老师任教,上课的时候老师给一年级的学生讲几句,再给二年级讲,接着再给三年级讲,最后给四年级讲。比如说一节课大概是五十分钟,不到一个小时,老师就给每个年级平均分配十多分钟的样子。

老师姓郑,是另外一个村子的村民,离我们村大概七八里路,所以平时就住在学校里。他教学很认真,虽然是四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但都是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年级有不同的要求,而且把学生们管得服服帖帖的,一点也不乱套。另外郑老师也很敬业,每天留给学生的作业收上去都能及时批改,及时讲解。

还有一点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因为自己也是农村出身,所以对我们农村孩子的家庭环境都比较了解,经常家访。在教育学生时特别强调要勤奋、懂事,让我们积极地帮助家里干活,减轻父母的负担。

当时村里面跟我一块上学的有五个同龄的男孩子,都是属猪的,关系走得比较近。里面有两个孩子比较乖,我在其中也不算淘气的,因为那时我们家才刚搬到这个村里面,还有点陌生,不太敢放开手脚去玩。这五个人按年龄排,我排行老四,直到上了三四年级,在一起接触的时间久了,我们才真正熟稔起来了,开始合伙做一些淘气的事情,在学校里有时也不好好上课。不过相对而言我算是个比较好学的孩子。

下课以后我们就在操场上玩耍,其实也没有什么玩具,我记得有一种垒球,老师教我们拍球练手劲,一拍就是千儿八百个。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垒球,觉得那球很硬,拍得还很起劲儿。老师还在学生之间组织拍球比赛,那时候是真正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没人注重结果,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比较热闹,玩得也特别高兴。

女孩子一般玩跳皮筋或者推铁环,男孩子比较野,学校旁有一个大陡坡,我们就呼啦啦一群人去爬坡,比赛谁最先到顶。有一次我还和另一个同学从坡上直直地滚了下来,也没受伤。农村的孩子皮糙肉厚,在地上摸爬滚打是经常的事情。

当时的课程有语文、算术、珠算、大字和图画。每周有大字和图画各一节课,珠算两节课,剩下的全部是算术课和语文课了。

山村的住户都很分散,天水河村一共才五十多户人家,基本上一家一个地儿,互相都离得很远,很少有两家挨着的情况。我们放学以后就各自回家,也不去别处瞎玩,背着书包直接上地里干活了。

我小学时成绩还不错,应该说在班里算是最好的。每年期中考试、期末考试都能考出比较好的成绩,获得一等奖,老师就奖励我一支铅笔、一个小本之类的,没有奖状。对现在的孩子来说这些东西不算什么,但在当时都是很珍贵的学习用品。那时候一支铅笔两分钱,父母能拿出一毛钱给我买两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本作业本我就很高兴了。铅笔一定要充分利用,写到最后只剩一个小铅笔头了也不让扔,拿一根小绳捆上一截树棍再继续用。也很少买正规的作业本,一般都是买点便宜的白纸回来自己裁,然后拿针缝上,当作本子用。

五十年代,学校分为小学、高小、初中和高中,小学是一到四年级,都在本村上;高小是五年级和六年级,要到外村上学去;然后就是初中和高中了。当时班里的学习氛围不好,从整个农村大的环境来讲,一是条件艰苦,供不起孩子上学;二是很少有人意识到上学的重要性。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我们这拨儿孩子能坚持从小学一年级念到高中毕业的人只有我一个。

我同龄的那五个男孩中,小学毕业以后就已经有两个人不上学了,只有三个人上初中。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不上学了,剩我们两个人去上高中。结果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那个男孩也不去了,所以最后只剩我一个,坚持念到高中毕业。女孩子能坚持的更少,基本上都是读两年就辍学了,被父母叫回家干活去。当时的父母几乎都摆脱不了重男轻女的观念,认为女孩子上学是没有用的。

高小遇见“大石头”

我的高小是在双塘涧村上的。那个学校是一个四合院,据说原来是农舍,旁边还有两棵大核桃树,当时乡政府就把它租过来当作校舍。

难以忘怀那些纯真时代

当时是五年级一个班,六年级一个班,一共是来自六个村的学生:小龙门、双塘涧、郑家台、洪水口、江水河以及我们天河水村。但是学生也不多,一共有五六十个,五年级三十多个,六年级二十多个。

我记得好像有两个老师。我们五年级的老师姓孙,是从山外边来的,但不确定是不是城里人。他是一个专业的老师,有文化,有一套教学方法,也很爱护学生。

孙老师是跟班走的,我上六年级的时候他也跟着教六年级。我在班上属于比较好学的学生,学习起来有一种刻苦钻研的精神,所以他很偏爱我,对我很关照。有时候周末放假回家,他就跟我一起回去,到我家和我父母聊天,交流一下我的学习情况。

学校离家大概五里路,每天放了学我就背着书包一路小跑着回家。下课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因为原来是老百姓的院子,所以学校周围都是庄稼地。没有篮球场,也没有乒乓球台,什么设施都没有。

当时我比较喜欢看书,只是没钱买书。不过有一些家境比较好的同学,手里有《三国演义》之类的连环画,我就积极地借回来,如饥似渴地看。

那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他叫杜宏春,是双塘涧人。他在学习上也是很好学、很乐于钻研的,跟我志同道合。当时他的数学成绩很好,而我的语文成绩比较好,我们可以互补,共同进步。

每次他家做什么好吃的都叫我过去,比如包饺子的时候就喊我去吃饺子。他母亲也很喜欢我,很乐意让我到他家去玩,经常跟他说:“石头,你晚上喊上全祥一块到咱们家来。”——他小名叫“大石头”。有时候他还直接把好吃的带到学校里来给我。干农活的时候我们也互相帮助,比如他们家有什么活儿缺个人手,我就去帮忙,我们家有什么事儿也叫上他。男孩子的友谊就是这样朴实但深厚。

我们从五年级一直到初中都是同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上了高中,他被保送到北京市第三师范。他师范毕业以后被分到酒泉那边教学教了十来年。然后又回到门头沟,在我当年上高中的学校教图画——他从小就喜欢画画,画得很不错。

他现在退休了,住在门头沟。我们初中同学在门头沟每年都有聚会,他有时也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参加。我回老家的时候,经常到他家去跟他聊聊天,有时候甚至就在那里住一晚上。我们的友谊从五年级开始,持续了这一辈子。

农村的学校放假比较多,除了固定的寒暑假以外,农忙的时候还给放农忙假:春天播种的时候有十天假,秋天收割的时候也放十多天假。这样尽可能地避免学生家里在农忙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给家庭造成太大的负担。平时周末放假休息,我也是回家抢着干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