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情景
我记得当时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连续两个晚上没睡好觉。爸爸是地主，我们这几个地主的孩子也算是“黑五类”了。那个时候出身不好，是非常受影响的，我大弟弟就因为这个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当时我大弟弟刚好在上学，因为妈妈的去世，他戴着黑袖箍去学校，结果学校就找我大弟弟谈话，意思是让我大弟弟跟我妈妈划清界线。学校说：“你妈是地主的老婆，死了你还戴孝，你戴什么孝？”说着就把我弟弟胳膊上的黑袖箍给拿了下来，那意思就是不管怎么样，戴孝就是不行，就因为我妈妈是地主的老婆。我弟弟就想：既然这样，那就人家说什么，我就跟着说什么吧。于是就说：“对，我应该跟她划清界限，是我没认识到，是我的错。”结果我大弟弟背了一个处分，其他人都没有。
虽然我先生家成分好，他小的时候是当兵的，但是就因为我出身的问题，我先生入党也晚了三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入了党。我先生入党的时候还有人过来了解我，我就说：“地主是地主，我愿意往地主家出生啊？我出生那天谁也不知道谁是地主啊。现在请组织看我的表现，我拥护共产党，绝对不去做什么违法的行动。”后来他们也没再说什么，因为的确是这么回事儿。
我爸爸被下放之后，我的心都快碎了。因为家里已经没有大人了，爸爸被下放，妈妈投河自尽，所有的事情都得由我一个人承担起来。我那些弟弟妹妹，不管什么事儿都来找我，弄得我头都大了。后来我也实在受不了了，因为我还有自己的孩子要带，那个时候我大儿子已经出生，女儿也已经出生了。现在我就在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妈妈就算不投河自尽，肯定也得被折腾死。我妈妈是活活被“文化大革命”给吓死的，所以我特别恨这场运动。
有的时候我就庆幸，幸亏我奶奶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了，要是她还在的话，肯定也会遭到批斗的。其实我爸爸挺伟大的，妈妈走了，我小妹妹才十二岁，小弟弟才九岁，下放的时候，爸爸就直接领着这俩孩子下乡了。我还记得那年开春的时候，我骑车去看过他一次，当时整整骑了一天的时间才到。我爸爸在那儿，虽然是能够吃饱了，但还是跟被监视一样，其实就是让这些大地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爸爸足足在乡下待了三年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是1972年，那一年我刚好生了小儿子。
家中分两派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分派，主要就是“保皇派”和“造反派”。在我们家也分了两派，我小妹妹、三妹妹还有我大弟弟是“保皇派”，其他的人都是“造反派”。
他们几个平时在家也吵架，谁都说不过谁，谁又都想说服谁。虽然他们不会真的打起来，但是也唇枪舌战了很多次。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都说：“你们这是何苦呢？谁愿意支持谁就支持谁，不要在家里讨论这个，以后记住回家莫谈国事，家就是家。”说完之后，他们在家吵架的次数也就少多了。但是“保皇派”跟“造反派”最终还是打起来了，动枪动炮的，当时打得相当严重。我先生就说：“咱们都离远点儿，谁愿意打谁打。”至于我那几个“保皇派”的弟弟妹妹去没去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先生跟我说的是：“如果打起来了，一定不许去凑热闹，不许看。”其实他就是担心我的安危，怕我出事。
当时就连家里都分成两派，就更不用说厂里面了。虽然都挺团结，但却是各自团结各自的，因为毕竟是两个派别。我记得开厂大会的时候，“保皇派”是一个队，“造反派”是一个队，两个互不干扰，但是毕竟还都在一个厂里，所以隔膜没有那么深。我们单位一个同事的爱人是机械厂的一个小头头，被装在麻袋里面打死了，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死得最惨的了。其他受伤的我就不知道了，而我先生他们单位基本上就没动手，都是唇舌大战。
“红卫兵大串联”
真正打起来的，都是政府下面的两大派，其余的那些单位都是跟随在下面的小随从，根本不会有什么大的危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的孩子还小呢，我记得我还推着我女儿、领着我大儿子去看辩论呢。那时候我还没参加工作，那是运动最严重的时候，大概是1965年大辩论开始，我姑娘当时还不到一周岁呢。当时的“红卫兵”到处都去，跟着组织走，我记得我三妹妹就是从吉林一直走到了北京。那时候都“大串联”，所以我弟弟也走了，但是剩下的那几个就没走。因为我小妹妹那时候身体不好，她有哮喘病，也因为这个没让她“下乡”。三妹妹她们串联走到北京，我大弟弟老实，考虑问题比较多，他知道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就想着：别跟这个那个的，再沾点什么毛病怎么办？所以他轻易不动，没走多远。这个时候我二妹妹也结婚了，就三妹妹和大弟弟，小弟弟那时候刚上学，后来干脆也不能上学，就“上山下乡”了。印象中，我三妹妹真的是徒步走到北京的，大概走了不到一个月，毛主席都接见了他们这帮人。所以我总认为她这一辈子也够神的了，穿着军装，背着军书包，像个军人一样，一行十几个人从吉林市走到北京。
我到现在还记得这样的一件事，当时我家有个邻居挺富有的，但是当时也没斗他们家，因为人家就是家庭富裕，没有什么历史问题，组织也不能斗人家什么。他们家的女婿不好，挺穷，但是有能力。听他们家的女婿说，这家的老太太在女儿女婿结婚的时候，拿出一包戒指让女婿挑，女婿就挑了一个。后来这个女婿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把她揭发了，组织上的人就把老太太和她女儿一起给批斗了。但是最终也没在人家家里翻出什么东西来。当然了，这件事过后，这家的女儿选择了离婚。
那个年代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是那个年代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就跟现在我信佛，庙里面有早课与晚课，学习《大悲咒》、《消灾吉祥神咒》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早请示晚汇报”，学习《毛主席语录》。
“忠字舞”
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成天拿着《毛主席语录》在那儿背来背去的，现在我都忘了，有点儿记不起来了，但是当时每个人都必须会。包括当时的“忠字舞”也是这样的，如果谁不会跳，那么这个人就会遭到批斗，真的，现在仔细回想一下，那个时候的人真直接，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单位的领导那个时候都被斗成“当权派”了。印象中，我们家旁边有个邻居，因为那个时候家家户户住的都是炕，所以是要用报纸自己糊的，那家的老头也不例外，也是用报纸糊了炕。但是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有一张报纸上面有毛主席的头像，就这么一个事情，不知道是被谁告诉当时的组长了，结果那家的老头被好一顿批斗。其实那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件事儿，告诉那个老头把报纸换下来就行了，可是却被弄得这么兴师动众的，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简直就是有病。
当时，不光是不会跳“忠字舞”的要遭到批斗，那些不去“早请示晚汇报”的人，也都会遭到批斗。这项“活动”就连瞎子、瘸子那些残疾人都不放过，差不多就是一视同仁的意思，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不去的就会被批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早上晚上都得汇报，而且还都得跳“忠字舞”，每天都是跳完“忠字舞”、汇报完之后，才开始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