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很不错，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我们的教导主任兼我班的数学课老师车振海，他特别聪明。还有崔禄明老师，是我们年级的教务组长，他是教历史和地理的。五、六年级分为甲、乙两班，其他年级都是一个班。我们年级甲班的班主任是崔禄明老师，我在乙班，班主任是刘才先老师。班主任对大家都很好，他原先在我们村教过一段时间，因为文化水平较高又会教学被调到了镇里小学，因而我们从臧家村来的孩子都感觉他格外亲切。
我在古现小学上的第一堂课是语文课，就是刘才先老师教的。这些老师讲课水平都很高，尤其是崔禄明老师，他上历史、地理课从来不拿备课本，还经常不带书，就站在讲台上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地讲着历史事件，本来死板无聊的课本知识到他嘴里就变得鲜活起来，我们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课。
老师们不那么严厉，十分和蔼可亲，即使学生犯错误了也会非常耐心的教导，不会体罚学生。他们对我们一视同仁，在生活上也很照顾我们这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学生。
那时我最不喜欢上的课是音乐课。我唱歌总是跑调，老师就说我“五音不全”。有一次老师考我，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唱歌。我一唱大家就笑话我，我很难为情，老师还坚持让我唱，她说：“没有关系，你再接着唱。”但我也是倔脾气，坚决不再唱，我不想让大家笑话我，因此她对我非常不满意。后来考试的时候，如果是笔试的话我可以答上来，可考唱歌的话，我都不唱，也就从来没有及格过。年幼的我最讨厌的就是音乐老师了，因为在我所学的所有课程里，只有音乐每学期都不及格。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毕竟她是教我知识的老师，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恨她，总是不对的。
古现小学时光
我上课时专心听讲，认真吸收老师传授的知识，课后和大家在一起活动。班里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有二十多岁已经成家结婚的，也有比我年龄还小的。但我性格开朗，比较活泼，和大家都能玩得来，他们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我“小淘气”。
除了参与课外活动，学校的运动会我也报名了。我身体素质比较好，短跑速度很快，一直是学校最好的运动员之一，后来到福山县参加全县学生运动会，我还在百米赛跑项目中取得过全县第四名的好成绩。
到了每学期的期末考试，我经常处于班里中上水平，也拿了很多奖状。第一次拿到奖状是因为我在数学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那时候虽然得了奖状比较高兴，但是也没特意放在心上，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得到的。之后我还拿过“学习进步奖”等好几个奖项。
我数学成绩一直很好，老师也非常器重我。在老师特别忙的时候，老师还会先把我的作业批改完，再让我来批改其他同学的作业。相比较而言，我的历史就略微差一些，尽管历史老师讲课很好，但是我记忆力一般，不愿意死记硬背，所以历史成绩就不是班里第一名了。综合各科成绩，除音乐课以外我都很优秀，表现也一直很好，所以老师选拔我当了班里的学习委员，给班里同学起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数学课本（资料）
刚开学时，学习委员都是不定的。班里只有一个生活委员、一个班长。我在班里读了快一年才当上了学习委员。除此之外，我还担任了少先队的中队长一职，由于表现突出，后来我还被任命为少先队副大队长。中队长主要负责全班少先队里的组织活动，大队长管全校少先队员的组织活动，1952年，六年级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和班里同学相处得都很好，关系非常融洽，因此同学们遇到一些学习上的难题都会来请教我。他们在生活上遇到了什么困难，也会来找我帮忙出主意。而我家庭比较困难，他们带的干粮就会给我分一些，学习用品也会送我，特别照顾我。班里和我关系最好的就是我们臧家村的几个人了，大家从小在一起玩，又在臧家村小学一起读过几年书，感觉自然更加亲切。我们每天早上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回家。有什么不会的作业就，大家坐在一起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到天津读初中
我在古现小学读完了五、六年级。临近毕业时，我才发现我已面临无学可上的情况了。因为福山县中学路远，需要学费、住宿费等，班主任推荐我去上福山县师范学校。当时不知师范学校不要钱，只考虑到以我当时家里的条件肯定上不起便没有去。
刚好当时有一次少先队大队部组织活动，大队长谢惠全同学叫我一起去，于是我们在路上聊了起来。谢惠全与我年纪相仿，我们同级不同班——他在甲班，我在乙班，不过我们关系很好。我们聊到了毕业之后的动向，我就问了问他，他说他哥哥在天津做买卖，可以供他读书，就让他去天津上学。他又问我如何安排，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哥哥不是也在天津么，你也可以找他去啊。”
他的提议提醒了我，回家和母亲商量后，母亲也同意了，毕业之后我就和大队长一起去了天津。母亲拿给我6块钱做路费，缝在贴身的衣服里。从我们村到烟台的轮船码头有近三十公里的路程，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下午才到了码头。刚好去天津的轮渡还没有走，我们买了船票，很快就上了船。在船上待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便到了天津。大队长的哥哥来码头接了我们，然后顺道把我送到我哥哥的单位里去了。我哥哥见了我非常惊讶，问我：“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想来天津上学，我同学，就是表姐臧福香的小叔子，他来天津上学，我就跟着来了。”
其实我知道哥哥也是打工的，在一家餐馆里负责切菜，租的一间房子，地方也不大。我去之前没有跟他说过，也没有通信联系。那时并不像现在电话联系这么方便，一封信邮寄到天津要好多天，再怕我嫂子不同意我去，因此我就直接去了。当时我哥哥在天津工作，姐姐在北京工作。我想：万一哥哥那里不方便，我就到姐姐那里去。万一两个人都不同意，我就当玩了一趟，再回家种地。
我去了以后，哥哥也没说什么，只是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他。这时他已经不在“天瑞居”餐馆里工作，而是到“蓬英楼”餐馆里任经理了，工作很好，后来还当了工会主席。所以哥哥就托了我堂哥臧维权，也是我母亲的干儿子，让他帮我找一个学校上学。
我到天津的时候，哥哥已经结婚快10年了，当时他们还没有孩子。嫂子人还好，比我大15岁。她给我安排好床铺，我也就住下来了。当时我们住的屋子也就十几平米，嫂子和哥哥住里面的双人床，拦了一个布帘，给我用一扇门板支了一张床，我就住在靠门口的位置。
我到天津时，大部分初中都已经报满了。还多亏了堂哥臧维权帮我到处联系学校，最后帮我选了离我哥哥家很近的郁文中学。进校时我也没有参加考试，直接报名交钱就开始上初中一年级了。这个学校不大，离家也近，走路二十几分钟就到了。我天天在哥哥家吃住，嫂子还把她的衣服给我穿，生活条件比在老家好得多了，能吃上蔬菜和鱼、肉等食物，哥哥还偷着给我零花钱。
上了初中，感觉自己长大了，因为我上学让家里承担了很重的担子，哥哥和嫂子也那么照顾我，我就发誓一定要学出个样来。后来我嫂子的外甥来投靠她，也住了下来。屋子里只有一张双人床和我的那张小床，于是他和我哥哥一起睡双人床，我和嫂子一块挤小床，条件非常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