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开始在总工会下属的一个干部学校里工作，负责图书馆里的书籍购买和整理事宜，后来组织又安排我到了总工会的组织部，调查了解总工会要改选的这些委员情况。选举结束，我又被分配到总工会生活女工部，专稿职工福利方面的工作。
我的优秀党员事迹
我在青海省湟中县妇联工作期间（1973年4月至1980年4月）共参加调整工资两次。第一次大家评定的是我，当时我是副主任，我考虑评定给一般干部为好，在我的倡议下评给了何淑文同志。第二次是在1980年上半年，我是1980年4月份调出县妇联的（要求在职时间截至1979年底。那时调工资不是人人都有，是按人数的百分比调整）。由于第一次评定是我让出去了，按理说第二次就应该是我。但1980年4月，我调到青海省总工会，又不属总工会名额。当时工会领导叫我去县妇联争取一下，我没有去，只给湟中县妇联打电话说：“这次调工资我是属湟中名额，不属省工会，请考虑。”最后县妇联评给了当时的副主任何军。我考虑自己已调出湟中县，不为湟中做工作，单位肯定更愿给当时的工作人员。虽然是这么个理，但我当时也有些后悔，要是晚调一年该多好。现在看来，我在妇联工作7年中，虽然工资没有提高，但我得到出席“全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资格，见到了当时的国家领导，并与他们合影留念，这比金钱更有价值。
从1982年任青海省总工会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多次改选，书记、委员基本都换过，只有我一人任组织委员直至1992年退休。在此期间曾发展多名党员，我亲自培养介绍了白树奎、宋艳二人入党，他俩入党后均提为处级干部。
1989年，我被评为青海省工会机关优秀党员
1984年介绍宋艳（中间）入党时留影（左一是我）
我的大儿子
1957年4月29日，尚不满20岁的我在结婚后10个多月时生下了大儿子杨黎州。
初次怀孕，我还什么都不懂，又因为害羞也不愿请教别人。当时我母亲、姐姐等亲人都在北京，预产期原是在5月下旬。于是，我计划5月中旬请假回北京生产，可没想到的是，大儿子早产了近一个月。当时什么都没准备，分娩的头一天晚上我感觉不舒服，但也没认为是要生了，只以为自己生病了，没太放在心上。我爱人去食堂吃饭后就去县委开会了，我准备去食堂吃饭时突然感觉肚子痛得厉害，才发现羊水都破了。
同事王维明打电话告诉我爱人，他立即去医院请来助产师郭悦琴，医生赶到我家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孩子出生时重达4.25千克。因无准备，分娩时拆了一床被子，用棉花当卫生纸，我爱人的棉衣当被子，同事俞成富、王维明同志让其爱人到商店买回棉花、布给孩子做被褥和衣服。当时真是多亏了这些朋友的帮助！
1957年8月8日，大儿子出生3个月时留影
生产后，我又请人到处找保姆。大约一星期后才请到保姆，没有保姆那几天，都是邻居帮忙，加上我生孩子时工作没交接，若需要我时还要去办公室。孩子刚到一岁时，我母亲从北京来到青海，因她不适应高原气候，我又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日托，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因我常出差照顾不了母亲和孩子，母亲不适应当地气候，血压高，鼻子流血，还有气管炎，加上孩子又得了肺炎，我照顾不了。大儿子在医院里打了几针病刚好，1960年我决定把母亲和孩子送回北京。
大儿子8个月大时开始说话，一岁多时，不用大人教，他自己看到年岁大的男士叫爷爷，年岁大的女士叫奶奶，年轻的男士叫叔叔，年轻的女士叫阿姨，很招人喜欢。我母亲带他到北京后，发现叫他他不吭声，但他自己能说话。我母亲带他去医院看医生，医生说可能是听不懂北京话，叫母亲再等一等。我母亲信以为真，可是过了好久未见好转，遂又带他去医院。医生推断是孩子以前得过什么病或打过什么针，这才导致耳朵听不见了。
母亲抱着我的大儿子（1958年）
我母亲也说不清楚，就给我写信，告诉我这件事的始末。当时我第一反应是难以相信，接到信的当天晚上，我到县医院找到贾增荣院长，要求调儿子的病历。第二天病历找到后，医院不同意把病历拿走，说是医院的规定，他们研究后给我抄了一份让我拿回北京。北京医院的医生发现了问题，原来我大儿子反常就是因为打的那几针。医生说：孩子不到3岁，半年内打了2次链霉素，第一次按孩子的年龄、体重，每次打0.25毫克，每天2次，共打了6天。第二次每天打2次，每次0.5毫克，共打了3天（此次是按成人量打的）。后经医院多方检查，确定我大儿子的耳朵确实听不到什么。医生说，这可能是链霉素中毒引起的耳聋。链霉素破坏了第八听神经导致耳聋，不但国内没办法治，连国外上也没有根治的方法。
听到此话我傻了，回到青海找医院理论。对方首先承认打得多了，他们有责任，但没有承担全部责任，还狡辩道：“公安局一个干部的女儿打的比你孩子多得多，不是也没事吗？供销社一个男的都三十多岁了，打的也不过量，耳朵也聋了。”总之，他们是在推卸责任，并说此病他们医院治不好，若外地医院能治好，他们愿意报销所有费用。
一想到把孩子弄成这样，我后悔莫及。我带他去了北京多处扎针的医院进行治疗。听说邢台有个医院治疗数名聋哑孩子，我带孩子在那里扎了两个多月的针，没有效果又回来了。我们先后去了很多医院，看了很多医生，试了无数的偏方，结果都没有效果。他长大点就到医院给他试听助听器，声音小听不见，声音大了不但听不清还振动太大，因此助听器也不能戴。
大儿子到了上学年龄，我们就送他到北京第二聋哑学校上学，接送由我小舅妈负责。有时早上送去，他走路回来。我的孩子很懂事，送了一个多星期就不让送了，自己乘公共汽车去上学。小舅妈一直负责孩子的吃、住、穿。大儿子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岳各庄农场上班，小舅妈认为路远，农场的工作又较辛苦，几年后托人将他从农场调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做了炊事员。
大儿子到了适婚年龄，1980年我舅舅又给孩子办了婚事，1981年大儿子的女儿（我孙女）出生了，因他盼的是男孩，生了女孩开始还有些不高兴，但现在认为还是女孩贴心。我孙女出生后，我舅舅退休了，孙女上托儿所、幼儿园、小学都由我舅舅接送。他们一直吃、住、生活在一起，直到儿子分房了，才搬出去。舅舅为我付出了很多，我会永远铭记在心中。
大儿子现在也有了外孙子，特别喜欢，他也内退了，整天在家帮忙带孩子。从他外孙出生后，大儿子原来的支气管哮喘病也基本上好了，现在一家5口过得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