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沙尔镇的塔尔寺（资料）
去了法院后，田子平同学被分配当了会计，金英杰同学被分配当了打字员，剩下刘学政、宋淑敏和我三人做了书记员。我们的吃住环境都很差，在北京的时候能吃上花生油、香油，到青海只能吃菜子油、牛油、羊油，而且当地的主食是青稞面、白面，很少能吃到大米，大家都非常不习惯。还有到了冬天特别冷，因为在青藏高原上，我们外省人去了有时会觉得缺氧，有一些高原反应。书记员刘学政家庭条件比较好，他受不了这样的苦，工作不到一个月就回去了，之后再没有回来，同去的5个同学就只剩我们4个了。
巧遇终生伴侣
1956年我和爱人杨生泉结婚留影
在我们湟中县法院系统里，很多人都是从外省分配到青海工作的，大都不是本地人。我们一般吃饭都是在县城里的一个大食堂，县里很多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在那里吃饭，大家也慢慢互相熟悉起来了。县政府礼堂有时周末办舞会，同事们也会去那里放松一下。我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去，但我不跳舞，过一会儿就走了。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早晨上班前都要学习一个小时业务、政治理论等知识，然后单位还会组织我们开会讨论，交流心得。参与学习的不止是我们法院，还有县委、县政府的各机关单位，大家都是上班前学习一个小时。那时我日后的爱人杨生泉刚从北京政法大学培训回来，懂的知识很多，在会议上经常发言演讲，连我们法院院长都非常赏识他。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除了知道他知识丰富以外，还觉得这个人长得也挺帅气的。他也听单位同事说起过我，慢慢地我们就认识了。因为他在北京学习两年，也知道我在北京学习过几年，和我很聊得来。
不过最初我们一直是很普通的同事关系，和他接触也大都是因为工作的缘故。他在检察院上班，我在法院上班，领导经常派我去检察院送一些档案资料，这样往来次数逐渐多了后就变得彼此熟悉起来。
当时尽管和他接触了很多次，我也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别的感觉，那时候很单纯，根本就没往男女感情这方面去想。不过结婚后他告诉我说，他一直对我很有好感。有一次下班后，他请我到他们那儿吃饺子。他们有几个同事在包饺子，要我一块过去。当时我还挺纳闷，吃饺子为什么不叫其他人呢？怎么就请我一个人去吃？我就开始怀疑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慢慢发现他对我的意思。
后来他向我提出结婚的要求，当时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就拒绝了。我们县里的检察院检察长李源、公安局长王汝业都知道了，他们很看好我们，都开玩笑说要给我们早日安排婚事。我就说自己年龄还小，还不到那个时候。别的同事聊天时也和我说：“这个人自身条件挺不错，长得精神，谈吐做事方面也可以，你就同意了吧。”当时公安局长王汝业、法院院长陈俊卿就定下了结婚时间。
我自己也考虑了很久，他人很好，确实各方面都不错，不过他比我大8岁，当时已经27岁了，而我才19岁。我不知道是否该答应他，决定向家里征求一下意见，就写信向我母亲和哥哥、姐姐询问。信中，我把他的基本情况告诉了我母亲。也考虑到青海当时比较乱，结婚便有人保护我了，我最终同意了他的求婚。我的哥哥、姐姐也都支持我的决定，觉得他岁数大些更能保护我，体贴我，我也可以有人依靠了。我们到鲁沙镇政府领结婚证时，结婚证还没有印好，工作人员用一张纸写了一张结婚证。
然后，我们开始着手准备结婚所需的用品，做了结婚当天穿的衣服和鞋，还有被褥。
一个多月后，我们于1956年6月8号结婚了。整个婚礼仪式是在检察院会议室举办的。我们请来参加婚礼的有几个要好的朋友，还有我们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同事都来了。县长贺吉祥宣读了结婚证，大家吃了点糖、水果，抽了点烟，喝了点茶水，婚礼就算办完了。
（后排从左至右分别是法院院长夫人孙香莲、我爱人、我，前排从左至右分别是是法院院长陈俊卿、公安局长王汝业、公安局副局长安有茅）
因为我爱人是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单位给他分了一间房子，而我则一直住在集体宿舍。于是结婚后的第二天，他来把我的衣物行李搬到家里，我们就住在一起了。
结婚以后工作照常忙碌，我们还是经常在食堂吃饭，只偶尔会在家做饭。结婚之后没多久我就怀孕了，到了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57年4月29日，我的大儿子出生了。
我和爱人杨生泉（1961年）
生完孩子没几天，单位里还有一堆事等着我处理，我就又去上班了（不是全天）。我们家的街坊邻居帮我照顾了几天孩子，过了一个星期后，才好不容易请到了一个保姆。没请到保姆前，都是我自己洗尿布，我爱人到食堂买饭给我吃，自己再做点稀饭。找到保姆之后，有保姆帮助我做饭、洗尿布，我才得以更好地休息。
法院工作经历
我在湟中县法院工作了6年，一直到1961年。刚开始我做的是书记员工作。书记员负责做审判案件记录，还有一些现场调查案件的记录，这就要求书记员善于倾听，注意观察细节，而且要有一定的语言能力。
我刚到青海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听不懂当地的语言，不过半年以后基本都可以听懂了。这段时间里我一直跟着我们单位的法警曹忠林同志学习，他是青海人。工作之余我会找他聊天，我们都用青海话来交谈，交流越多进步就越快。能听懂以后一些重要的案件记录就派我去了。在法院里，审判员审判的时候我就负责记录。有的时候我还要参与调查，不能光记录内容而不去思考是否符合事实。与案件证据有关的话必须按原话记录。当时还有藏民来打官司，他们基本都说当地的汉语（湟中县基本都是汉民、藏民和回民，汉民居多，也有土族、撒拉族等）。
我在工作上表现一直尚好，说青海话较差，听还能听懂。记录也好，整理一些东西较快，各方面的工作我都比其他几个书记员好一些，领导一直很赏识我，因此我入党较早，我在1956年12月就入党了。
1960年，在湟中县法院与同事合影（后排右三是我）
我做的这个工作，有时候需要到农村做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还要寻找促使问题发生的原因、线索。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学习，首先要了解案件要点，了解审判的重点是什么，跟着审判员做具体事件记录，审判时要认真地记录下别人说的每一句话，证人提供的重要事实也不能有遗漏。
在法院工作的几年里，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到死刑现场看如何处决犯人。当时有一个土匪头子叫做马应龙，由于贩卖大烟和抢劫杀人等数项罪名被判死刑，这也是我在审判时记录的。经高级法院批准，当审判长宣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显得特别镇定，好像也不害怕。他说让法院把没收他的钱给他退回去，养他的儿子。他一说话我心里就开始哆嗦了，我心想这个人都判死刑了，还想着他儿子。
进行处决的刑场在一个山沟里，离县城挺远的。当时我很好奇，感觉这个人临死前还那么淡定，不知死的时候会怎么样。刚好处决时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也要去，我就坐上去刑场的车去了。马应龙是那些土匪中第一个被处决的，虽然他是罪有应得，法院判决的对，但我内心里仍然接受不了这么血腥的场面，之后的处决现场我就再也没有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