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书记员期间，还有一件案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升平公社的张香兰那时快50岁了，来法院要求与丈夫离婚。他们夫妇有8个孩子，两人有矛盾，丈夫经常打妻子，而且下手很重。有一次把胳膊打断了，到医院打了石膏。这次是女方坚决要求离婚，男方坚决不离，孩子们也不同意离。
当地的这种不良风气很严重，大部分家庭里都有家庭暴力，没有的占少数。我们法院工作人员都想把这个案件处理好，以树立一个榜样。
当时这个案件的调解就是我和审判员俞成富同志去的。我们到那个村子里找支部书记、大队长、治保主任、调解主任和村民了解情况，并走访了他们夫妻的亲戚朋友及子女。我们尽全力地调解了半年多，终于把他们的夫妻关系调解好了。孩子的父亲因此特别感谢我们，说：“多亏了你们，要不然我这一生以后都没法过。孩子们看不起我，亲戚朋友们看不起我，村子里的人看不起我，我该怎么办呢？”他们家的孩子也非常感激我们，把我当成亲人，秋收时给我送洋芋（土豆），过年时给我送馍馍、撒子（一种油炸面食）。
“肃反”时期的记忆
我在湟中县法院工作的这6年不是一直当书记员，我曾经在1957年前后被调出去搞“肃反” 。当时新成立了“肃反”办公室，我在那儿呆了一年多，“肃反”运动结束后才回到原单位。那时群众的政治敏感性都很高，谁也不敢乱说话，一旦被别人抓到了把柄就会遭到批斗，还会被打成“右派”。
“肃反”结束，我回到法院，还经常会下农村搞调查。当时没有汽车也没有摩托车，有些山路太崎岖，连自行车也不能骑，只能骑马过去。
我不会骑马，心里也对骑马有些恐慌。马又高又大，跑起来还特别颠，骑得我腰酸腿疼的。因为我不会骑马，领导还特意安排一个法警跟着我，专门给我牵马，这让我很不安。但是说句老实话，我还是更喜欢骑自行车和走路，如果是平路的话我一般就骑自行车去。记得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去农村调查取证，半路上下雨了，因为雨水冲刷导致山路泥泞打滑，我只好把自行车（女车）翻过来，让有泥点的轱辘朝上，扛着自行车走。这时候山坡上有一个放羊娃大声喊着说：“老乡，天晴时你骑着它，下雨了它就骑你啊。”
我的工作一直这么辛苦，但是我也无怨无悔。主要是看到老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不怕苦、不怕累，我就有了工作的动力。我是从法院成长起来的，原来我是希望自己能独立，能挣钱吃饭才参加工作的，到了法院以后，因为每天有政治学习，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想法和原来就大为不同了。特别是学习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可以脱离群众，一切从人们利益出发”的内容后，我的人生观也逐渐发生了改变。我是共产党员，而且我很要强，该我做的工作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公社和县委组织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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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刚结束，组织给予我爱人开除党籍、撤职、行政降两级处分。他认为定案错误，处分过重，就写申请材料给县委、省委、中央。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说他是死不改悔的“当权派”，搞“翻案风”，有时还拉出去批斗。“四清”运动对他打击太大了，他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多年，却受到了这么严重的处分，又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心灰意冷，坚决要回陕西老家，那段时间我们俩天天为此争论。我反复劝他很久，总算留了下来，但“文化大革命”后，他依然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1966年的下半年，就有红卫兵来攻击我们组织部。我们经常把档案室的门关紧，把窗帘拉上，害怕有人来闹事。我们组织部的人员哪一派都不参加。后来“造反派”就把我们组织部的人都划分为“保皇派”，把我们部长拉出去批斗。部长在批斗前嘱咐过我，要把档案室的钥匙藏起来。
批斗逐步扩大，“造反派”还给我写了不少大字报，说我不支持“文化大革命”，私自藏匿档案室的钥匙不交公。那时我女儿才两岁多，小儿子还是个婴儿，女儿见到他们给我写大字报的情形感到害怕。当时“造反派”还把我们组织部一个管人事工作的卜作寿同志揪出去批斗，批斗现场把他父亲吓得都尿裤子了，可见“造反派”下手之狠和手段之卑劣。
当时全县的社会秩序都乱了，县委书记、县长，还有个别的科级干部也都遭到了批斗。但我每天还要去上班，早上上班先到县委会议室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学完了才回到各自的办公室，更多的人都放下了工作，成天写大字报、写检举揭发信，想尽办法去攻击别人。到下午下班前又要到县委会议室学习毛主席语录，谈谈一天的工作及学习情况。
到了1968年的秋天，“造反派”的人说我是顽固的“保皇派”，把我下放到了塔尔寺 农场，让我进行劳动改造。塔尔寺原本是一座黄庙，住着好多喇嘛，后来“文化大革命”兴起，破四旧，所以把喇嘛改为农民，成立了农场，有的喇嘛回了自己老家。我在塔尔寺农场待了大概三四个月，孩子也跟着我一起去了，每天我在农场里干活，两个孩子也跟着去，到晚上就都住在塔尔寺原来喇嘛住的房子里。
我白天要干的活就是牵着牲口把麦子碾出来，碾完了以后把麦子翻过来晒一晒，晒完了再碾，碾干净了，把麦草取掉，把麦子及麦糠堆在一起，再用木铣把麦子扬出来，装进麻袋，堆放在农场仓库里。每天都有一定量的任务，若天气不好，又没有风，麦子扬不出来，干到晚上十一二点也回不了家，等我回到家，孩子已经东倒西歪地睡着了。两个孩子跟我受了不少的苦。
那个时候，农场的麦子全部上交，我们自己吃的仍然是供应粮。每天都累得不得了，干了一天活回来，再给孩子做饭、洗衣服，干完后才能睡觉，第二天又接着干，生活就这么周而复始。“造反派”觉得干部有下放到农村生产队的，有到农场的，太分散了不好管理，就成立了湟中县“五七干校”。我和爱人经历了近半年的分离，终于在县“五七干校”团聚了。“干校”给我们分了一间房，我们全家就吃住在这一间房子里，尽管生活依然那么艰辛，但全家人能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
在“五七干校”待了一年不到，县里恢复生产，就把我调到平安砖瓦厂。平安砖瓦厂是湟中县新建的一个厂子，因为我在组织部工作过，有一定的相关经验，就让我负责招工。招工结束后，我把招来的工人进行了分工，组织他们去附近的县、市砖瓦厂学习技术。砖瓦厂投产了，又叫我做了出纳。
我在平安砖瓦厂工作了大概有两年时间，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就送到了附近的平安小学上学。这所小学是属于湟中县平安公社的，离平安砖瓦厂大约有五六里路。不过老师挺好的，也很照顾我的孩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全部取消，成立了湟中县人民保卫部，不过工作性质和原来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一样，就是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二，如原来3个单位6个领导，合并后只有2个领导，工作也没有以前正规了。原来三个单位互相制约，合并后各搞各的业务了。1972年我从平安砖瓦厂调到保卫部，因为我原来在法院工作过，调来后叫我负责民事方面的案件。当时的程序并不太正规，不像原来法院有审判员、书记员共同处理，保卫部一个案件基本上是一个人处理，处理案件就得更加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