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起草小组反复磋商，林海云提出，应当把“国家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国家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原则和维护正当经贸活动和权益的原则”作为《条例》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
一个半月的努力之后，《对外贸易管理条例》及《条例实施细则》成稿。当年12月8日，政务院第62次会议通过了《对外贸易管理条例》，全文共13条。
《对外贸易管理条例》的颁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确立了国营贸易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保护了私营出口商的合法经营，实行全面的许可证制度，将进出口商品分类管理；它有力地保证了政府全面控制商品的进口和出口，取消了私商、洋行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特权；它改变了解放前中国对外贸易以非必需品和奢侈品的输入为主的历史；它是新中国第一部对外贸易法规，使中国的外贸活动步入正轨。
参与“反禁运、反封锁”斗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全面封锁对中国的海上通道，紧接着又纠集十几个西方国家，操纵联合国，对我国实行“全面禁运”，全面切断我国进出口贸易渠道。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林海云率领国外贸易司投入了紧张的“反禁运、反封锁”斗争。
当年12月，美国、日本等十几个西方国家宣布进一步严禁向中国及港澳输出物资，并冻结我国在美国等地的资产、外汇和待进口物资。针对这一严峻局面，中央贸易部成立了以姚依林副部长为主任、林海云等人为成员的反禁运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反禁运、反冻结”的各项措施。
这时候，我已经在林海云的领导下工作了两年，我们俩彼此了解，工作上配合也十分默契，我是他的得力助手。在这次活动中，我更是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在“反禁运、反冻结”活动中，我负责收集、整理和汇总抢运中的各种信息，提交给林海云，再由他及时上报给党中央、国务院和部党组。
这项工作虽然繁重，但成果显著。截至1951年上半年，我们将已被帝国主义冻结或有冻结危险的国外存货及外汇抢运回国，价值共计达2.32亿美金。其中战略物资如紫铜、硅钢片、马口铁、橡胶等占总数的44%，五金机械及工业器材占23%，生活必需品如棉花、纱布、纸张等占32%，其他占1%。我们就在极端复杂的形势下胜利完成了这项重大的对敌经济斗争任务。
形成《林尼会谈纪要》
1950年4月19日，《中苏贸易协定》在莫斯科正式签署。随后，在履行进出口货单的过程中，外贸司发现《中苏贸易协定》配套签订的《中苏交货共同条例》规定中的一些重要条款对中方不利，造成了交易条件的不公正。
1951年初，中苏间第二轮贸易谈判即将开始，《中苏交货共同条例》若不作修改，将使中国在对苏贸易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这时，中央贸易部党组决定由林海云主持领导与苏方交涉修改《中苏交货共同条例》的谈判工作。
为搞好与苏方的谈判，林海云指示我通知各专业公司及有关部门委员参会。1951年1月6日，林海云主持讨论需要修改补充的意见，我积极参与其中，协助完成了《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给苏联对外贸易部孟什克夫部长的函》。1月21日，这封函以中国商务代表团团长的名义递交苏联驻北京商务处，双方即将展开谈判，修订《中苏交货共同条例》，我继续着手准备谈判的材料与文件。
1月23日，林海云作为中国谈判团团长，与苏联驻京商务代表尼古拉耶夫进行关于修订《中苏交货共同条例》的谈判。在谈判的进行中，林海云需要的任何资料我都能及时提供，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谈判最终形成的《林尼会谈纪要》成为中苏修订《中苏交货共同条例》的基础文件，为条例的修改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出任“三反”办公室主任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强调必须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重要。
同月31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了党、政、军、群等机关处长级以上万名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决定——限期发动“三反”斗争，10天后向中央作出报告。会后，“打老虎”指标下达，规定贪污1亿元（旧币）以下、1000万元以上者是“小老虎”，贪污1亿元及以上者是“大老虎”。
时值外贸司司长林海云出访苏联，“三反”打虎运动就由副司长江明负责。我出任“三反”办公室主任，负责“三反”打虎运动的具体工作。当时，查出来中央贸易部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贪污23亿元（合新币23万元）被判死刑。
“三反”办公室的工作主要有，听取汇报，了解外贸司各处的运动进行情况，统计“大老虎”和“小老虎”的数量等等。这些情况了解完后都要报告到我那里，由我进行分析综合，再写成简报上报。
外贸司不是管钱的单位，主要负责搞历史审查，很多人来外贸司工作，过去的工作经历都不清楚，一旦被审查历史，很容易就被怀疑贪污。然后就要被当做是“老虎”打。打“老虎”实际上就是整人，你不交待问题就推来搡去的，是一种变相的逼供。
“三反”运动后期，组织上把有问题的人都调到贸易部行政干校去审查，又调了一批干部去打“老虎”。我又被调到干校去当组长。当时我们组里有三个打“老虎”的骨干，即组长、副组长和一个记录员。我们这一组有八个“老虎”。到了干校就不准搞逼供信了，而是要慢慢做工作，让他们把问题交待清楚，然后再进行外调。经过半年的努力，我们组里八个人的问题都搞清楚了。我们给他们的问题做了结论，并与他们本人见面，他们对结论没有异议，就签字盖章，将结论存入个人档案。
进干校时，他们都是被整的对象，是带着沉重的包袱来的；离开干校时，他们的问题都搞清了，又有了新的工作分配，他们都放下了包袱，个个喜笑颜开。他们几个都特别感谢党组织及我们，感谢我们实事求是地对待他们的问题，认真审查，做出结论。到了后来，他们和我都变成了好朋友，看着他们放下包袱重新工作，我的心里也颇感安慰。
担任机关保卫委员
在我担任林海云秘书期间，在国外贸易司还兼任机关工会主席、机关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保卫委员。
其中，机关保卫工作主要负责的是内部保卫和安全。比如，开国大典中要进行安全大检查，查看有没有不安全的地方，有没有不安全的人。这种安全检查还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卫生大扫除”。具体做法就是检查人员到机关办公室和宿舍去检查“卫生”是否符合要求，即查看有没有不安全的隐患。一旦发现问题就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加以防范，以保证安全。这种检查名为“卫生大扫除”，却和卫生没什么关系，真正的意图是检查不安全的隐患。后来，这种检查逢年过节都进行，就变成了机关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