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外贸司的安全保卫任务很重，公安部门就派了多名公安人员驻扎在外贸司，对外却不暴露身份，只是以外贸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这些公安人员一般都是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干部，他们潜伏在外贸司的多个部门，如交际处、秘书处、收发室、门卫等部门。这些人员的真实身份只有林海云司长、几个副司长和作为内部保卫委员的我知道。一旦有事情，他们都与我直接联系，有时外贸司需要公安人员协助处理问题，也由我出面与这些公安人员联系。
那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刚刚建立，还没有开展肃反运动，外贸司的人员比较复杂，还真有几个工作人员查出来有些问题。给林司长开车的赵师傅原来是信托公司的，他人很勤快，对待工作也很认真。他主动跟我们坦白，他曾参加过国民党，只是普通党员。鉴于他主动坦白历史，又没有其他问题，组织上就没有处理他，让他继续给林司长开车。
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工友，因肃反运动开始，他有点紧张。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主动找他谈话。他承认曾参加过国民党，我考虑到他每天负责给林司长的办公室和房间打扫卫生，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全，就给他调动了工作。后来人事处又找了一个工友来接替他。没有多久，公安人员就发现新来的工友是一个现行特务，随即把他逮捕起来了。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一天，一个女同志在洗手间洗手，之后忘了把手表带走，后来再去找，手表不见了。这是公安人员进驻以来，我们办公大楼第一次丢东西。虽然是件小事，但也引进了我的注意，我觉得此风不可长，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手表找回来。于是，我与进驻的公安人员通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经林司长批准同意，我开会公开宣布找手表的事，并要求大家人人都按手印。这样一来就算是“打草惊蛇”，震动了那个拿手表的人。第二天早晨，警卫员就向我报告说，楼道里的窗户台上发现了一块表，正是女同事丢失的那一块。手表丢了24小时就被找到了，单位里的同事们都皆大欢喜，大家都称赞我有办法。实际上这是公安部王处长提出的办法。从那以后，我们外贸司再没有丢过东西。
被举荐给李强副部长当秘书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苏政府贸易协定》。谈判期间，领导们发现了李强在俄语、经济贸易、技术和军工等方面的专长，再加上他之前有过在苏联长期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与苏联人特别熟识，领导们认定他是复合型人才。毛主席还曾问李强：“你愿不愿意改行搞贸易？”李强当时没有思想准备，脱口而出：“我还是搞技术吧。”李富春则请李强以“编外”成员的身份作为贸易代表团的代表。
李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过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始人。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兵工事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外贸经济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1952年8月，毛主席提名，李强被正式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兼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商务参赞。随即，李强便加入了由周恩来任团长、陈云任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苏联政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援助问题。他在工作中迫切需要一名得力的秘书，就请部里尽快派出一名。
于是，部党组就开会研究派谁去合适。党组成员、国外贸易司司长林海云就在大会上推荐了我。因为我跟着他工作多年，他对我的情况很了解，知道我入党很早，为人聪明，办事利索、可靠，担任他的秘书至今，政治和业务上都进步很快，完全可以胜任李强副部长的秘书工作。党组会听了林司长的推荐，一致同意派我担任李强的秘书。
当时我正在行政干校，接到人事司回部的通知后，我立刻赶回到部里。一回去，林司长就找我谈话，他首先向我宣布了派我赴莫斯科为新来的李强副部长当秘书的决定，说组织上认为我政治上可靠、有良好保密习惯、业务能力强，所以部里决定派我去。之后，林司长又对我说：“李强副部长是老资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的助手。现在他在苏联做的都是很机密的工作，组织上认为你合适，所以挑选你去。你要离开我，我还是有些不舍的。”听他说完，我心里既激动，又对林司长恋恋不舍。林司长是长征的老干部，曾任朱德总司令的作战科长。他比我年长10岁，早我10年入党，我18岁时便与他相识，19岁时就给他当秘书，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总觉得他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他把我看成像小弟弟一样，我们之间感情一直是很好的，突然要走，心里还是很舍不得的。
但是，一想到能到莫斯科去给李强当秘书，我还是非常高兴的，我欣然接受了任命，我总想着：国外贸易司有几百人，有那么多大学生、硕士、博士，有那么多专家，却单单调我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苦孩子，这真是对我高看了。
于是我就跟着叶季壮为团长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乘着国际列车经过9天9夜的行程抵达了莫斯科。
一到莫斯科，李强副部长就召我见面谈话，我简明扼要地向他汇报了工作简历。李强副部长认真地听了之后，高兴地说：“我要求就是调你这样的同志来，感谢部领导选派你来当秘书。即使文化水平低、俄语水平差，但可以学嘛！谁的文化不是学来的？你这么年轻，只要努力都能学好。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嘛。”李强副部长的这番话对我是莫大的鼓舞。从此，我担任李强副部长的秘书，外交衔是三秘。同时商务参赞处的团支部书记也由我兼任。
强记硬背学俄语
刚到莫斯科给李强副部长当秘书，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不懂俄语，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李强副部长跟北京打电话都需要请别人帮忙，这很不方便。那时打电话都要通过莫斯科电话局，要北京电话几局几号，就那么几个程序的俄语。我为了工作方便，不再求人，就用心学习，强化记忆应记住的常用俄语单词。当时北京、莫斯科的电话号码均是四位数，我首先从这些常用的电话号码开始记忆。几天以后，李强要打北京电话，我很快就帮他接通了，他感到很惊讶：“你不是不会俄语吗？”“我刚刚学会的。”李强听完满意地笑了，还称赞我进步真快。
为了搞好工作，我每天早起晚睡学俄语。除了听老师讲课外，我主要是在工作中学，做什么学什么。还在日常生活中碰上什么就学什么，比如上街在商店里买东西也虚心学习。那时候我刚刚20岁出头，正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再加之勤奋、认真，很快就学会了不少日常用语。
纠正错误的得力助手
李强副部长一到任便对商参处的管理进行了整顿，他在给国内的信中写道：“掌握如此重大任务之商参处，以往可以说没有制度，如对外签字时，因不看内容签字而定错货的事时有发生。各种合同、统计报告等错误很多，没有引起注意。”为此我们开展了“反错误斗争”，以某同志定错了40辆油槽车为救火的消防车一事为主题，开了好几次会，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处分，并建立了制度，讨论相关问题。在这次“反错误斗争”中，我成了李强副部长的得力助手。在会上，围绕着“油槽车为救火车”及统计报告数据等典型，我们深入开展讨论，我拟的五个题目，被李强副部长批准同意作为讨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