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为什么不看内容就签字？
第二，为什么统计报告常出错误？
第三，错误的性质是什么？
第四，错误的根源是什么？
第五，从错误中吸取什么教训？
经过学习讨论，同志们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汲取了教训。大家一致认为：“反错误斗争”最主要的收获是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错误的性质是爱不爱国，爱不爱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党组织派遣来的，是代表国家工作的，不是个人行为，是国家行为。错误的工作行为损害了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这显然不是爱国行为。“订货错”、“统计报告错”是可以避免的问题，关键在于有没有责任心、爱不爱国的问题。这么严重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不整顿，后果不堪设想。这次整顿“反错误斗争”是必须的、及时的。同时，我们建立起相应的规章制度、工作程序。商务处的工作面貌焕然一新，类似的错误再没有出现过。
处理电文，和张闻天大使谈话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与苏联的贸易占中国全部对外贸易额的50%以上，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苏间的商贸更为频繁，所以驻苏商务参赞处的信件非常多，每天都有许多封信件，寄给李副部长收、李参赞收、商参处收。李强副部长告诉我，凡是写“李强同志收”或“李强同志亲收”的信件都不要拆封。因为写名字的信件很可能是周总理有重要事直接给他的，或是家里人写给他的，这些信件要直接送给他。其他的信件则可由我拆封，阅后转给有关人员或部门处理，并进行登记。
我当秘书几年来，经手的信件都能及时处理，从未出现过差错。
商务处有近百名工作人员，工作量大，向国内发送的电报很多，仅仅发电报一项就要花费很多外汇。有的电文写得太过罗嗦，李强副部长就要求我修改电报文稿，压缩文字，电报稿经我修改后，由李强副部长批准，再由机要人员送交给张闻天大使，他阅览完后再发出。
张闻天大使在阅览电文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新情况，电报文字简练，书写美观。他感到很好奇，就问秘书：“这电报稿是谁改的？”
“是李强副部长的秘书宿世芳改的。”张大使秘书回答。
“他是哪个大学毕业？”大使又问
“他不是大学毕业，是农村干部出身。”大使秘书答。
“村干部能调到外交部战线来，我是第一次听到，新鲜！我想见见他。”大使说。
“好，我马上与宿世芳联系。”秘书答。
于是，大使馆就打来电话，说张大使要找我谈话。消息不胫而走，商赞处的许多同志都对这件事感到惊讶又羡慕。
我接到通知时，心里很高兴，还有点紧张。张闻天大使是我国的政治家、外交家。他早年曾留学苏联和美国，人很有学问，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特命全权大使。遵义会议期间，他与毛泽东、王稼祥等同志，纠正了“右倾”错误，成为了党的总负责人。长征到达陕北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张大使在我心中的形象是很高大的。这一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要找我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谈话，究竟谈什么呢？我心里没底，自然有点紧张。
当我来到大使馆时，第一次见到张大使。他高个儿，戴着眼镜，身着藏青色中山服，颇有政治家的气质。
见我站在那儿，他非常和蔼地主动冲我招手说：“来，来，世芳同志坐沙发上。”
紧接着，张大使又提了些问题，比如我老家是什么地方，上过什么学校，多大岁数，做过什么工作，有什么爱好，到大使馆工作有何感想等等。
我见到大使像位和蔼可亲的长者，紧张的情绪顿时消失了，对他提出的问题都作了简明扼要的回答。张闻天大使饶有兴趣倾听着，不时的点头。听完了以后他高兴地说：“你是儿童团长，在抗日烽火中成长，你是真正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干部，现在成了外交战线上一名战士。我是从电报文稿中认识你的，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你的字写得很漂亮，电文内容也很精炼。我们党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你是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型，希望你继续努力！”另外他还谈到了学俄语的问题，张大使说：“俄语是在莫斯科做好工作的必备条件，希望你努力学习，早日过了俄语这一关。”
这次张闻天大使和我的谈话使我深受鼓舞。当时商参处除李强副部长外，其他参赞都没有机会单独与张大使谈话，而我作为一个秘书，却遇此良机，真是兴奋不已，商参处的同志们也非常羡慕。这段经历我一生难忘，时隔近60年仍然记忆犹新。
关于“五·一五”协定
1952年8月，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商谈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援助问题，周恩来任代表团团长，陈云任副团长。商谈大幕揭开以后，9月底，周恩来和陈云先行回国，留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工作。李强副部长在莫斯科与李富春一起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
经过9个月的谈判，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政府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协定》上签字。中国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有：外贸部长叶季壮、外贸部副部长兼驻苏商务参赞李强等。这个协定历史上简称“五·一五”协定。
“五·一五”协定规定：1953年至1959年内，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煤矿、石油炼油、机器制造、化学、国防、火力电站、医药企业等部门共141个企业。后来又增加了15项，发展为156项。为偿付苏联供应我国的工业企业设备和给予的技术援助，中国在1954年至1959年内向苏联供给钨精矿、锡、锑、银、橡胶以及羊毛、黄麻、大米、猪肉、烟叶等矿产品和农产品。
国内各工业部门派到商务处的人员在李强领导下与苏联有关部门逐一谈判，落实项目的生产能力、产品方案、型号、设备交付、安装进度、工厂完成设计交付使用的时间和派遣专家等问题。这些项目所涉及的地点和范围都非常广：从鞍山钢铁公司到长春汽车制造厂，从西安、吉林、丰满电站到重庆汉口肉联厂，从坦克厂到飞机场，从高等院校到科研院所等等。
吊唁斯大林
在“五·一五”协定的谈判期间，1953年3月5日，苏联政府发布讣告，斯大林逝世。噩耗传来，苏联人民举国同悲。商参处办公室的两个苏联打字员听了广播悲痛不已，停止了打字；门口的卫兵持枪肃立，默默流泪；大街上的行人都满面悲痛，放慢了脚步，沉浸于痛苦之中。
斯大林当时作为苏联的领袖，在苏联人民心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同时，他对中国也意义非凡。他指挥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还命令苏联红军出兵我国东北，同中国军民一道对日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这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斯大林的逝世引起了世界的震动。
是时，张闻天大使正在北京开会，听到斯大林逝世消息之后，他立即停止开会，陪同周总理飞往莫斯科为斯大林守灵。三月的莫斯科还是很冷的，在工会大厦周总理身穿皮大衣，肃立着为斯大林守灵。当时，我作为外交官员，也佩戴着黑纱，排着队，随着大家在哀乐中缓步走到斯大林的灵前，鞠躬志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