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是中苏关系最好的年代，国内各地都设立了斯大林的灵堂，以供人吊唁，北京专门召开了追悼大会。不仅如此，3月7日至9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1961年我又到莫斯科访问，见到了当年在中国驻苏商参处工作的打字员，他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几经风霜，咱们多年不见了。”说着话，也落下泪来。“几经风霜”是很动感情的词语，苏联人民一般情况是不用这个词汇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情谊。
繁忙的信使队
“五·一五”协定中的156个项目是我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156个项目”也全面铺开，我们商参处的工作空前忙碌起来，仅从信使队的工作来看即可见一斑。
我们中国大使馆本来有信使队，负责使馆和参赞处的信函与外交部来往。队员工作时背一个包或提一个箱就可以了，但是“五·一五”协定开始执行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展开，156项工程都要上马，每一项工程的资料都有好多。比如说鞍山钢铁厂那么大一个项目，厂房的设计与施工、机器设备的安装等等都是苏联设计、提交的图纸和施工说明书等，那图纸数量巨大，为此，外贸部专门建立了一个信使队。
于是，商参处的个人往国内家中写信，就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如果收信人在北京市，则贴四分钱的邮票。各工业组将公函、图纸等资料分别包装，交到办公室，用火漆密封装入外交邮袋，外面再加铅封后交给信使。信使带着信件资料到达北京后，再将个人信件投进邮局邮箱，图纸资料则由各工业部来人取走。
信使来莫斯科的时候都是乘飞机，回国的时候则因为带的东西太多不能坐飞机，只能改乘火车。往往是信使包几个卧铺，将东西放在卧铺上。资料太重了，列车员提意见，怕压坏卧铺。但信使持红护照，携带的东西外国人无权检查，列车员只得作罢。
那时候中苏间的很多贸易活动就通过这样的信使传送于两国之间，这在中国信使的历史上也实属罕见。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得是多么繁忙。
聘请苏联专家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落后，甚至连一辆自行车都造不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巴黎统筹委员会”上宣布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同时，中国被列入美国对外贸易国级别待遇的最低等级，即受全面禁运国家。禁运的范围非常之广，有些都超出想象，甚至连刮胡刀片也在禁运的范围之列。
在这样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苏联援助我们“156项工程”，由于我们的技术人才也十分短缺，为了保证工程顺利开展，我们又聘请了一大批苏联专家，分派到各个工厂企业、部队和学校，给我们进行技术支持。当时进驻中国的苏联专家有几千人，每人每月的聘请费是三千元人民币。这个费用是相当高的了，相当于当时毛泽东主席月工资的六倍。这些聘请费支付给他们的国家，他们从国内拿原工资，在中国的吃喝住行等招待费用则完全由中国负责。
这些苏联专家在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和我们中方的工作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军工谈判做记录
李强副部长除了参与“五·一五”协定谈判，落实156项工程外，还负责军事订货谈判，我作为他的秘书，也全程参与其中。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达成协议，战争中苏联提供的武器是支援，不用付费。但后来赫鲁晓夫背叛了原则。“抗美援朝时期我国从苏联进口50亿旧卢布的军火大部分在战场打掉了。这些军火没有一个子弹不要钱，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人，他们供应的一些弹药还要我们出钱，而且还要付利息，这在国际上都是说不过去的。”另外，苏联为我们装备了究竟多少个师，是如何装备起来的，这些信息都是保密的。
军事订货谈判，是我们与苏联外贸部工程司谈。这个工程司的编制在外贸部，实际上属于部队的建制，因此双方的谈判一般都在晚上进行。给李强担任军事谈判的翻译是李俊仁，但由于李强的俄语水平比翻译还高，所以在谈判时，李强和苏方直接谈判，中间不用翻译，李俊仁就在现场做记录，有时李强让我也参加谈判做记录。在现场，李俊仁将谈判内容小声地翻译给我，我做记录。我的文字书写功力不错，记录得很顺畅，但为防疏漏，每次回来后还要再核对一下记录，确认无误后存入谈判专题档案。这样的谈判我参加过很多次，主谈、翻译和记录都配合得很默契，大大提高了谈判效率。李副部长每次谈判结束后都说谈判效果很不错。
向国内要有关“一五计划”数字
1953年底的一天，苏联顾问阿尔希波夫突然找到李强副部长说：“你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怎么安排的？你赶快告诉我，我好提到部长会议去，我们安排计划的时候，把你们的也包括进去。”
阿尔希波夫是苏联来华的专家，担任我们国务院的经济顾问，与李富春经常接触。当时他和李强都在莫斯科，所以就找李强要“一五”计划的有关情况，而且要得很急。
于是，李强命我火速与国内的李富春联系。电话接通后，接电话的是李富春的秘书吴俊阳，我说明事由，由于情况太紧急，发电报来不及，只得在电话里告知。恰好吴俊阳秘书也是计委委员，正好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于是，电话里他逐项报数字，我一一做记录，钢铁、煤、汽车……吴秘书每报告一项数字，我就记录一项，接着核实一项，确认无误之后，再报告另一项。如此这般，九十多分钟很快在紧张工作中过去了，这项特殊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我把电话记录送交给李强副部长，当时他正陪着阿尔希波夫在商参处等材料。李强拿着电话记录，看到一项一项的记录数字清楚而整齐，感到非常满意，满面笑容地把电话记录交给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看了一下，伸出大拇指说：“很好，很好！”就高兴地带着电话记录走了。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靠苏联援助我们的156项工程，习惯称为“156项”。但后来扩展成304项，这主要是从最初的协议补充而来的。比如说，鞍钢的建设就是补充协议上的一个项目。很多电厂搞扩建，补充协议，增加项目，都是这个道理。如此不断补充，156项工程也不断发展，所以确切地说，我们跟苏联打交道总共是304项工程。
作为党小组组长找李强谈话
商参处党小组的成员有李强、徐达深、刘放、丁一和我五个人，我是五人中最年轻的，就被推选为小组长。党小组长负责召开党的小组生活会，组织党员汇报思想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些在小组会不好意思当面提出来的意见，党员们也可以在会下请小组长代为传达意思。
有一次，对李强同志的批评意见就反映到我这里来了。
那时候，国内有位同志出差到莫斯科来商参处办事，违反了纪律，李强很严厉地批评了那位同志，还发了脾气。别的同志看到了，觉得国内来的同志是我们商参处接待的客人，做错了事可以批评，也可以劝告，但发脾气就不合适。于是他们对李强的工作方式有意见，但当面不提，就找到我这个党小组组长反映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