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决定以党小组组长的身份找李强副部长谈一谈。我来到李强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李部长，我有事跟你说。”
“你说吧。”李强回答。
“不是工作上的事，我是代表党小组向你提意见，找你谈话。”我严肃地说。
“欢迎！欢迎！来，请坐。”李强听完，很客气地站起来说。
于是，我就原原本本地谈了其他同志对他的意见。
一听完，李强首先表态说：“感谢同志们的监督与批评。”接着他又跟我解释情况：“广播事业局的那个同志，是我在那里当局长时给我开车的司机，他是我的老部下，我们彼此了解很深。这回在莫斯科相见，我们都很高兴，我批评他，他也不会计较的。”
听他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回去后，我又给党小组的同志说明了情况，大家也都理解了。
夫妻相聚莫斯科
1953年11月，我的夫人刘钢由外贸部派往驻苏使馆商参处工作。我们夫妻二人相隔一年后在异国他乡的莫斯科相见，内心无比激动、无比幸福，夫妻团圆的梦想终于成真了。那时候能出国工作已经被人羡慕，夫妻俩在国外一块工作，更是令旁人羡慕不已。这真是比翼双飞，锦上添花。商参处的同志们都为我们夫妻聚首莫斯科表示祝贺。
回想起来，夫人能顺利被调到商参处，我们最感谢的人是我的老领导江明局长。
1953 年冬，宿世芳( 左) 和刘钢于莫斯科红场留影
当年外贸部苏联局把我调派到苏联时，我就曾到苏联局找江明局长谈及夫人调派莫斯科的事宜。江明原来任外贸司副司长，他听到我要出国为李强副部长当秘书的事，首先向我表示祝贺，然后又跟我说：“你的要求是合理的，不过现在不能调去，因为李强副部长刚去都没有带夫人，你这秘书带夫人显然不合适。另外刘钢现在在商业部，出去的话，还得先从商业部调到外贸部，然后再派出国，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你先去，你放心好了，我保证把刘钢给你调到莫斯科去。”见老领导说得那么肯定，我就放心地走了。时隔一年，江明局长就真的帮忙把我夫人调到了苏联，他言而有信，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团支部活动
我是商参处的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围绕着学习这个中心，我组织开展了一些活动。
一是组织团员和青年在苏联各地参观。如参观苏联文学家托尔斯泰博物馆、克里姆林宫等。参观后，团小组开会谈感想，谈收获。另外，商参处团组织还“搭车”跟着国内代表团一块去参观，代表团走到哪我们就参观到哪里。
二是跟兄弟使馆开展联谊活动。如与波兰大使馆、匈牙利大使馆组织乒乓球友谊比赛。各国大使、参赞都前往助兴。乒乓球不愧是中国的国球，普及程度很高。中国商参处工作人员的乒乓球水平尽管不高，但和波兰和匈牙利两个使馆的工作人员打起来，都输不了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管谁赢谁输，凡是得分的球我们都鼓掌叫好。
三是星期日休息时组织团员青年到公园游玩。一个星期日，我们到高尔基公园去玩，恰好遇上一群苏联女青年，她们对中国人很友好，拉着我们一起跳集体舞。我们手拉手，拉成了一个大圆圈，随着舞曲跳起来了快乐的舞蹈。大家都是年轻人，玩得很高兴，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中苏关系有多么好。
辛劳结硕果
我在莫斯科为李强副部长当秘书三年，恰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李强与苏联外贸官员谈判，落实156项工程。一百多项工程，从图纸到专家派遣，无不签上了李强的名字，作为秘书的我也付出了辛劳。
1956年7月，年产万辆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顺利建成。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开始批量生产，中国大地上终于有了自己生产的汽车，百年的梦想变为现实，中国的汽车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每当看到北京大街上奔驰的解放牌汽车，我都觉得非常欣慰和自豪，因为这里也饱含了我自己的劳动成果。长春第一汽车厂的图纸资料和设备都是从苏联运往中国长春的，这都是我们经办的，而且派遣的苏联专家也是我们直接洽谈的。
我回国时，“156”工程已经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有：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风动机厂、佳木斯铜网厂、哈尔滨亚麻纺织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北京电子管厂等等。以上项目的建成使我国历史上从来不能生产的产品能生产了。新中国刚诞生时，甚至造不出一辆自行车，那时是多么的落后啊！而现在，我的祖国能制造汽车、火车、飞机和军舰了，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中游的都有了。而且这些成果大都有李强副部长和我参与其中。每每想到这一切，我的心里都非常自豪，非常高兴。
后来，因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合作协议，中苏关系破裂，很多援建项目也纷纷下马。但我认为，我们后来说苏联不是无私的，这个说法不对。苏联之前无私过，后来又欺负我们了，但那是斯大林去世之后，是赫鲁晓夫干的，这是另一码事。人家对我们好，我们不能忘记，也不能因为赫鲁晓夫对我们不好，就否认斯大林时期对我们的帮助，应该实事求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却重重封锁我们，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反华势力对我们实行全面禁运。在这种情况下，假若没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没有《中苏贸易协定》，没有《中苏通邮通讯协定》，没有“156项”工程，没有几千名苏联专家的帮助，那么我们面前的成就将是不可想象的。由于苏联的援助和“156项”工程的落实，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奠定了良好的工业基础。
在建国初期，人民币也都是在苏联印的，印好后让信使带回来。在好多事情上苏联的确是帮助了中国，我们也帮助了他们，比如他们的外汇不够，我们就把好多外汇美钞给了苏联，等于还了一批货款。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封锁我们，有钱也花不出去。这些事情在当时是很机密的，商参处只有李强副部长和我知道。
购置飞机
1955年5月，我从莫斯科回国治疗肺病，休养半年后病愈。1956年1月我被分配到对外贸易部中国技术进口公司，任四处副处长，主持全面工作。
我之所以被分到技术公司，是汪名震经理争取来的。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原来我是要被分到出口公司，汪经理获得消息后，立即到人事司交涉，要求我到技术公司。他的理由是：我给李强部长当秘书多年，搞过军事订货。现在军工项目的业务归技术公司管，保密性很强，由李强部长亲自领导。老领导与原来的秘书工作，这样的人事搭配乃是最佳选择。人事司同意了汪经理的意见，做了重新调配，我就被分配到技术公司了。
技术公司有10个处，总共二百多人，四处管军工项目和军事订货两部分。都不是一般商品一般贸易，而是特殊商品特殊贸易，经理不过问，由李强副部长直接领导。
宿世芳被任命为对外贸易部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第四业务处副处长的任命书
那时国家购置的飞机，主要是我经手的。一些民用飞机的技术问题，如性能参数、技术指标、试飞验收等由民航局技术人员负责谈判。而我负责结算，查看单据手续是否齐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