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买来了先要试飞，就在北京上空翱翔几圈。开始的时候，都是我们四处的人坐飞机参加试飞。在北京上空飞翔时，故宫、天坛、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尽收眼底，蓝天白云风光无限，试飞的人都大饱眼福，感到景色很美，心情很高兴。当时人们坐飞机的机会并不多，所以能参加试飞的人都很高兴，全公司的人都想参加试飞，想在空中飞几圈。于是，公司各处的同事们都找到我，想坐飞机过把瘾。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专门做了试飞安排，让公司10个处的二百多个人都参加过试飞。这下子同事们皆大欢喜，有的人还高兴地说：“借宿处长的光还坐了一次飞机，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了。”
但也有参加飞机试飞不高兴的事情。有一回，我们从捷克进口了军用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进行试飞。先是外国飞行员驾驶，然后中国飞行员驾驶。当时技术公司的王信副经理是位从未坐过飞机的老干部。那天他专门找到我说想坐回飞机，我没多想就答应了。坐上飞机后，他一开始还觉得挺美，飞到高空突然来了一个俯冲，超低飞行，接着又直冲蓝天，向上攀升。这一下他受不了了。下飞机后他就跟我说，他再也不坐飞机了，那一上一下让他难受得要死。这时候我才知道，他血压高，身体不太好，又正赶上军用飞机飞行动作幅度较大，就不能适应了。那次之后，我让别人参加试飞更加注意了。
此外，我还参与了为越南的胡志明主席装修专机的工作。他的飞机是苏联伊尔-14飞机，在民航局飞机制造厂改装的，沙发的摆放，桌椅的安置，睡觉休息的设置等都是参照周总理的飞机装修的。改装好之后再出口到越南。
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出口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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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16日以后，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弃国际关系准则，悍然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中国终止派遣专家900名，片面撕毁了243个专家合同，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自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援助的304个项目还有201项正在建设中，其中许多项目是由苏联专家负责的，所以这一举动严重打乱了我国工矿企事业单位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破坏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生产计划，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中央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指派外贸部李强负责清理苏联撤走专家的人数。
赫鲁晓夫集团撕毁合约，撤走专家的原因虽然纷繁复杂，但中苏关系的变化却是有迹可循。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中共提出异议，两党关系首次出现裂痕。1957年11月5日，聂荣臻代表中方签署《中苏导弹及原子能协定》。在执行这项协定时，最先出现了中苏关系破裂的征兆。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共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等无理要求，被毛泽东拒绝，中苏两党关系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在此期间，李强率代表团赴苏，主谈原子能协议执行的有关技术问题。但赫鲁晓夫不执行协议，谈判谈崩了，李强当晚就回国了，这是一种政治表态。到1960年苏方毁合同撤专家，中苏关系由高峰跌到谷底。
而那时候，赫鲁晓夫集团到底撤走了多少苏联专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苏方误认为，双方核对人数，只是中方想要苏方交旅费。实际上，我们是因为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宣布撤退了一千多名专家。如果少于此数，就会有政治影响。因此，李强指示我们：核对出来的数字，必须超过一千名。这是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好！
就在这时候，苏驻华使馆商参处开来一个付款账单，付给中方800个专家的回国旅费。财会处过去都是付钱给苏联，现在为什么付钱给我们呢？财会处的同志们就找到我问个究竟。我一看，这是大事，赶紧告诉财会处先别收钱，因为苏联撤走的专家数目与我们周总理说的不一样，现在正在核对人数。
于是，我设计了一个核对人数的表格，包括来华时间、离华时间、合同规定在华工作期限、提前撤走时间等项目。这些表被下发给有关单位，要求他们迅速填写，领导审查签字盖章后，再迅速报给我。
一时间，苏联专家的调查核实表像雪片般飞向了我。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战，材料齐备之后，我方与苏方开始谈判。我们一个专家、一个专家地核对，双方确认无误的，就画勾；有分歧的，下来再找材料找根据，再谈再核对。
经过三个月的核对，我们向李强副部长汇报：“目前苏方已承认的撤退专家是1109人。”他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那就好，已经超过一千名了，这就可以了。你们完成任务了。”他为什么说我们完成任务了呢？因为周总理当时说是撤退了一千多名，而我们核实了1109名，和总理的数字相符，这当然算完成任务了。但当时我手里掌握的名单还没有对完，也不好停下来，于是我建议继续下面的工作，李强同志表示同意。核对的最后结果是苏联撤退的专家总数是1390人，与苏方只承认撤走800人相差了590人。
这是我们在外交上打了一个胜仗。任务完成得好，但也很艰辛。在核对的过程中，我方和苏方经常会有争论。比如苏方会说某某专家是期满回国的，不能算撤退。我就把这位专家的聘书合同取来，作为依据拿给苏方代表看。按照合同规定，提前一天回国也是违约，也算撤退。我们就这样靠着真实材料说服了对方，完成了任务。李部长听了我的汇报说：“宿世芳你们这一仗打得很出色！你们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怎样对待苏联专家
苏方撤退专家，并和我们核实名单之后，又派来了两名专家，安排进洛阳坦克厂工作。撤了为什么又来呢？我觉得很不理解，就汇报给成套设备局的常彦卿局长，常局长的回答很简单：“拒绝。”
当天晚上，部里的冯继中局长来检查工作时，我和他谈及两个专家的问题，没想到他说：“哎呀，这事好大呦！这个常局长，他怎么能自己做主呢？这么大的事应当报告部长。”冯继中说着话就拨电话找林海云部长。林部长一听就着了急：“常彦卿简直是胡闹！这事情他一个局长怎么能做主？我们当部长的都不能做主，快报国务院。”我们通完电话已经是午夜12点了，我听了林部长的指示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然后，我写报告上报给国务院。急事急办，很快就得到了周总理的批示：“热情接待，请吃烤鸭。”叶季壮看到总理的批示后说：“幸亏没有按老常的意见办。若照他的意见办就犯了大错了。”之后，我遵照总理的指示热情接待了两名苏联专家，他们回国时非常高兴。
“六·一九”协定及其后续
核对专家以后，我们又与苏方核对援建项目。1961年，由外贸部一局程恩树副局长牵头，我参加了与苏联核对项目这一工作。具体核对哪些项目完成了，哪些项目没有完成，哪些全部交货，哪些只交了一部分设备等等。核对之后，双方于1961年6月19日签定了一个协定，清理了完成和未完成的项目，即“六·一九”协定。
1965年越南胡志明主席过生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去祝寿。回国时路过北京，就在东郊机场与周恩来总理会见。双方商定，所有未完成的援建项目全部撤销，以后的合作在新基础上开始。根据周总理与柯西金的会谈，1965年4月21日，我方又跟苏方签了一个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