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双方协定，苏联为中国生产的一批机器当时还没来得及发运。这些机器是按照我国的工程项目设计制造的，苏联自己不能用，若不赶紧发来将变成一堆废铁。苏方生怕机器设备留在自己手里，便加紧把机器设备运往中国。围绕这些设备的发与收，双方展开了最初的中苏贸易斗争。
大量的零配件不断发来，满洲里车站堆满了货。到底是收还是不收？李强副部长就吩咐我用通莫斯科的红机子给驻苏商务参赞谭伟打电话，说苏联发来的货一律不要！我担心电话泄密。李强却说：“让你打你就打，你就说李强指示你这样做。你是公司的人，又管设备，就是要有意让苏方知道我们的态度。”
打完电话，李强跟我解释说：“这样做是跟周总理请示过，他同意的。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现在就不担心了吧，这实际是一种斗争手段。”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
当时苏方的专家已经撤走，但有些苏联工厂为我们生产的专用设备还在继续生产，继续发运，有些厂还继续往中国派遣专家。一列列火车的设备都运往满洲里，我方一概不收，奥特堡尔站和满洲里站的设备堆得像小山一样。后来苏方给出对账单，我就与他们一一核对。已付过款的货按单接受；没有付款的则通通不付款了。
这是政治上的斗争，但我们在经济上不能吃亏。于是，我们就根据苏方提出的最终结算议定书的价格进行了审核和比较，我发现苏方所提供的设备的价格都偏高，其高出幅度分别为8%～40%不等。不仅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而且也高于之前中苏一般贸易货物的价格。所以，没有付款的设备通通不付款了。经过多次谈判，苏方不得不承认一些设备的价格偏高，并将应当减去的金额全部退给中国。由于我在和苏方的谈判中据理力争，为国家挽回了不少的损失。
受托荐才俊
由于我的日常工作归李强部长直接领导，公司的经理不过问，所以我经常到李强的办公室找他谈工作问题。那时候，李强已有了两个秘书，一个秘书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给他派的，管部队上的事；另一个秘书是搞原子能的五院给他派的。
有一天，他跟我说：“你给我找了一个懂外贸的人当秘书，那两个人是部队上的，不懂外贸。”
“我不是搞人事的，上哪去给你调秘书啊。”我如实说。
“你在外贸部熟人多，又熟悉我管的事情，你想想办法。只要认为合适，告诉我姓名，在哪个单位工作，我就让人事局下调令调他。”李部长说。
见部长说得这么恳切，我就答应了。
不久，我就在我们处里物色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蒋忠奎。他是我们四处里的一个骨干，老共产党员，能写会算，懂得外贸，对保密工作守口如瓶。我找蒋忠奎谈话时，他很高兴，很愿意给领导当秘书。于是我立即报告李强部长，蒋忠奎就顺利成为了李强身边的一个秘书。
后来，蒋忠奎还受到周总理的表扬。一天夜里，正好蒋忠奎值班，周总理打电话来找外贸部询问一些情况。值班的蒋忠奎立即在电话里答复了周总理。周总理很满意地说：“外贸部这个值班的人多好啊！问什么问题都能答复。”外贸部受到了表扬，立即查那天晚上是谁值班，一查是李强秘书蒋忠奎，部里都为此感到高兴。没想到，蒋忠奎秘书是我推荐的事情也传开了。
不久后的一天，江明副部长打电话到我办公室。他直接提出要求：“你给李部长找了个秘书，他很满意，你也给我一个秘书。”
“我那处里头没有几个人啊。”我说。
“你处里不是有二十多个人吗？再给我调一个来。”他下令了。
于是，我又为江明副部长推举了蔡鸿章。我和他曾在莫斯科一起工作，他办事很利索。不到一星期，蔡鸿章就调到江明办公室去了。后来，蔡鸿章也成为了江副部长的得力助手，在江副部长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
“反右”斗争中实事求是
实话实说本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实话实说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彭德怀因为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实话实说，说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而遭到了激烈地批判，受到了严厉地处分。我因为说大炼钢铁不合算也遭到了批判。
1957年春天，我们党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以及反右派斗争。但在其后，反右斗争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将很多同志错划成右派。
在技术公司开展的反右斗争中，我一开始也是积极分子，担任反右斗争小组长。当时，我们公司的刘世英处长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老党员，是个好同志。他因为工作上的事对经理有意见，批评过经理，就被划为“右派”。当时的逻辑是这样：经理是党委负责人，批评党委负责人，就是反对党委，反对党委就是反对共产党。而且刘世英是地主出身，经理就坚决地把他划为了反党分子、“右派”。
我知道这事后，觉得这样做不对，于是就站出来说：“刘世英处长对经理的意见可能提得有点过头，或是说得不对，但也不能因此就打成‘右派’。‘右派’是敌我矛盾，刘世英和经理怎么能是敌我矛盾呢？他出身不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出身能赖自个儿吗？出生在什么家庭，就是什么出身，这不是自己能改变的。”
我还说：“周恩来总理不是还说过‘我们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我与刘世英一块工作，他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直是为党为社会主义努力工作的，怎么能打成‘右派’呢？我反对刘世英被划成‘右派’。”
就是因为我的反对，刘世英没有被打成“右派”。但经理却认为我是“右倾”分子，取消了我反右积极分子资格和反右组长资格。尽管如此，但我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心里很坦然。
“大跃进”中实话实说
195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路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会议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前8个月只生产钢400万吨），完成追加的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的翻番任务，全国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全国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动员群众大量炼钢铁。几千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炼钢。我们技术公司也毫不例外地投入了大炼钢铁运动中。
我掌管的四处白天正常办公，晚上不睡觉，加班加点搞大炼钢铁。有一次，我们四处折腾了一宿，炼出了一块钢。同志们敲锣打鼓地向我报喜说：“钢炼出来了，我们为翻番做出了贡献！”
我听了特别高兴，过去一看，这块钢像钢渣似的，不由地问：“这是钢吗？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