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钢！能用！”一个同事回答。
“这么多人炼了一宿，就炼出这块钢，这多不合算啊！”我说出了心里话。
没想到，这句话却给我惹来了麻烦。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批判彭德怀的“得不偿失”。由于我的“不合算”跟彭德怀属于同一种观点，我也成为了被批判对象。这也成了我在“大跃进”期间的第一条罪状。
第二条罪状是说我反对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所谓“八字宪法”是毛主席总结的农民种庄稼增产措施的八个字，即“土、肥、水、种、密、保、工、管”。
1958年，我们公司门前的一块土地上种小麦种得特别密，是要创高产放卫星的。我从农村来，知道怎么种庄稼，就说：“小麦种那么密长不好。”这句话就变成了反对毛主席“八字宪法”，构成了我的第二条罪状。
当时我心里很不理解，我不唯上、不唯书，坚持实话实说，却受到一次一次上纲上线的批判。别人说我反对总路线，反对大炼钢铁，反对毛主席的“八字宪法”，我只好一次又一次检讨，但总是过不了关。一直到“七千人大会”召开后，我才解脱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县委和部队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当时对这次大会还有个说法：“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参会的人都看京戏《十五贯》。戏的中心思想是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纠正错案，反对主观武断。
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做出了检讨，浮夸风、共产风终于停了下来。我的问题也不算问题了，都给平反了。我还记得部里党委书记找我谈话，代表党委给我平反道歉，他说：“你入党那么早，很早参加革命，受到锻炼，觉悟高、党性强，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说实话，说真话，是党委屈你了。我们做错了，正式向你赔礼道歉。”得到平反，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现在想来，在那场全民几乎为之疯狂的“大跃进”运动中，我头脑冷静，不为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所动，敢于实事求是，坚持说实话，始终如一。这种坚持最后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为上指标进口飞机
“大跃进”的时候，我们技术公司的进口指标老是上不去，眼看着就到年底了，经理压力很大，就找我想办法。
“我有办法！”我回答。
“你有什么办法，赶快说说看！”高经理急切地问。
“买几架飞机进来，指标不就上去了吗？而且飞机到货快。”我说。
听了我的建议，高经理笑了。其他的经理们也都赞成买飞机这个意见。
于是，我写了份报告申请进口三架飞机。报告送到部里，李强部长很快批准了。没多久我们就从德国进口了三架飞机，公司的指标很快上去了，公司受到了表扬。
后来国家的外汇不平衡了，进口的东西多，出口的东西少，公司又受到批评。
“怎么搞的？”李强部长问。
“宿世芳建议买几架飞机，这一下进口就超了。”经理回答说。
“去找宿世芳来！”李强部长下令。
于是我带着批文去找李部长，经理怕挨批评没跟着我一起去。
“你一个处长就做主买飞机，这么大的事，经理知道吗？”一见面，李部长就严厉地批评我。
“经理知道。”我如实回答。
“我怎么不知道？”李部长追问。
“你记不清了，其实你也知道。”我说。
“我怎么会知道？”李部长又追问。
“这有你的批示文件。”我答。
“是吗？是我批的吗？”李部长还是将信将疑。
我就拿出当时他的批示文件。李部长一看，果然是他批的。这样就证明了是他记错了，错怪我了，一时之间，李部长也有些尴尬，不知该说什么。
于是我接口说：“这主意是我出的，报告是我写的。因为‘大跃进’别的公司指标上得快，我们公司上不去，经理很着急，所以我就出了主意写了报告。这事经理没有责任，全都赖我。”
听了这话，李强的秘书一个劲地在旁边笑。李强转头对秘书说：“你看，宿世芳还挺会检讨的。”说完，我们都笑了起来。这样一笑就解除了尴尬，李强部长也不再追究我了。
领导的批评是关怀
领导的批评是对我们的一种关怀与爱护，更是一种依靠与信任。如果不信任、不关怀，有缺点或错误时怎么能批评？批评与表扬是我们做事错对的结果。外贸部有个传统习惯——凡是周总理或其他中央领导的批评，部里要立即开会传达。说明周总理或其他领导是怎样批评的、为什么批评的，把问题原原本本地讲清楚，再举一反三，订立整改措施，把批评当成推进工作的原动力。在工作中受到表扬，那是党和国家对我们工作的认可，那是我们应该完成的本职工作，难道国家公务员不应该尽职尽责吗？面对表扬我们不能有任何骄傲的情绪，应该把它作为前进的起点。
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苏联代表团，陪同接见的有技术公司的经理高竟生。到了那天他竟然忘了这事，和我一同到部里开会。我看到他就问：“今天周总理会见苏联代表团，名单里有你，你怎么现在还没有去啊？”高经理经我提醒才想起来这回事，赶紧跟部里要车，赶往人民大会堂。
到达时总理和叶季壮部长他们已经到了，苏联代表团还没到。总理看到高经理，就对叶部长说了一句：“你们外贸部的人真忙啊！”别的什么也没有说。但叶部长知道这就是批评啊！
会见结束后，一回到部里叶部长就让高竟生马上写检查，并在部里把这次批评作了传达，还说：“总理很关心我们，希望同志们引以为戒。”
近距离见到中央领导
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民主德国乌布利希率代表团访华。他们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宴请我国中央领导人。我也受邀参加宴会。因为我曾代表中方买过他们的飞机和其他军事物资，是他们的老朋友。
宴会那天，我走进宴会厅一看，毛主席正在大厅前边的沙发上坐着，和外国代表谈笑风生。他身边坐的是刘少奇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周总理没有落座，而是在大厅里来回指挥着。中央各部的部长都到齐了，大家都争着看毛主席。
我和外交部的同志坐在一桌。我问旁边的同志：“外事活动不是要穿皮鞋吗？毛主席怎么没有穿皮鞋而穿布鞋呢？”
“领袖除外。”外交部的同志回答说。
“毛主席吃掉在盘里的点心渣，也不符合你们外交部的礼宾规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