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除外嘛。”他又说。
我就坐在座位上，目光一直没离开过毛主席。宴会上，毛主席基本没有吃什么东西，也没有喝酒。后来毛主席起身要走了，周围的人都把手伸出去争着抢着和毛主席握手。我当时心里还想：那么多人都伸出手来，这要是毛主席一一握手，能握得过来吗？正想着，就看到毛主席站起来之后，伸出一只手来走出去了，碰着谁的手算跟谁握手了，碰不着的就算了。
这次宴会上，我非常近距离地见到了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我看得非常清楚，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的情景永远铭记在我心头。
带头减定量
1959年至1961年是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好多人吃不饱肚子，饿得患浮肿病，走路没有力气，慢慢就走不动了，只能卧床不起，再后来就死亡了。那时全国饿死好多人，河南饿死的人非常多。根据《邓小平1961年北京顺义调查》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减少一千万人，人口死亡率达25.4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57‰，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
那时候我们家里有六口人，我们夫妻俩和岳母三个大人都是国家干部，带着三个孩子，这样的情况已经比很多人家好很多了。但是因为定量太低，我们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副食品更是供应困难。我夫人也患上了浮肿病，可见当时生活有多艰难。
我的定量是一天一斤粮，因为国家出现了严重缺粮的困难，中央号召共产党员都少吃一点，节省一点粮供应给灾民。我是处长，就带头每天节省一两，每天还有15两（当时16两为一斤）粮食吃。后来又号召再减定量，于是我又减少一两，每天只剩下14两定量了。
那时候，我每天早晨上班前先送儿子去托儿所。我们父子俩在食堂买一个烧饼，一人一半烧饼吃了再上班。我吃半个烧饼上班，一上午都饿得肚子咕咕叫。后来保姆知道这事了，就跟儿子说：“你在托儿所有早饭吃，就不要再吃你爸爸那半个烧饼了。”儿子听了不高兴地坐在那，还想吃烧饼。我看到孩子那样子，实在不忍心，就把烧饼递给他：“来，你吃一口吧。”儿子张大嘴猛咬一口，半个烧饼就没有了。
想起那时父子俩吃烧饼的情形，可真是斤斤计较，也足见那时吃饱肚子是多么困难啊。
为什么会发生全国的大粮荒，我认为这和那之前的“大跃进”有很大的关系。
1958年底，“大跃进”的恶果已显露出来。1958年虽然年景好，但粮食都没有收上来，有的庄稼都烂在地里，所以造成“丰产没丰收”。再加上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浪费很大，无法坚持下去。大炼钢铁破坏了林业和矿藏，炼出的都是一批废钢废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1959年秋，北京关于“草荒”的传闻很多，姚依林副部长不明白“草荒”的由来。一天，他带上警卫员和秘书，从天津乘汽车到霸县。在途中，他让司机把车停在道旁，自己离开公路走小路进入村。
他一进村，一眼就看到村边的路口坐着几个老乡正在闲聊，其中多为妇女。
姚依林走上前向他们询问：“同志们怎么都坐在这儿，没干活去？”
“吃不饱怎么干活。”一个妇女回答。
“你们这儿一天吃多少粮？”
“也就半斤吧。”
问完了，姚依林又到地里走走，见草长得非常茂盛，却无人锄草。原因是当时家里不开伙，吃食堂大锅饭又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就没人锄草了。姚依林这才懂得了“草荒”是怎么回事。
当天姚依林也去了村里公共食堂进餐。公共食堂名义上是“放开肚皮吃饭”，实际是每人只能吃一个窝窝头，喝一碗米汤。
随后，他离开村子继续乘汽车去保定，到他曾住过的平山去看看。他进山到了小党村，那里过去盛产核桃、柿子和大枣，赚了很多钱，村民很富足。
“现在的东西很贵吗？”姚依林问一位农民。
“不贵，不贵。一个鸡蛋可以逛一趟北京城。”农民答。
“你这儿还有什么新鲜事？”姚依林接着问。
“有啊。城里的姑娘都往山里来，这在以前可从来没有过。”
廖鲁言是我国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他为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曾说：“坐在北京对缺点是观察不到的。1959年产量少了，今年（即1960年）更少了。”他把当时粮食减产的原因归结为三点：首先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指标过高，这占全部原因的50%；其次是自然灾害，这占30%；最后是人为损失，这占20%。他还说：“公社化带来了种种损失，粮食减产的损失三年也恢复不过来。”
姚依林和廖鲁言两位中央领导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明了产生困难的原因及困难的严重性。
有关糖的几件事
在这样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下，我身上发生了和糖有关的几件事，多少年过去了，仍历历在目。
二斤白砂糖
在那极端困难的年代，李强派我到湛江出差，负责一批军火的交接和出口工作。顺利把货物装船运走之后，我写了报告和交接证书装在信封里，标上绝密，马经理亲启。然后请同行的另一位处长带回北京，我则顺路在长沙下车，去浏阳县看我夫人刘钢，那时候她刚到湖南浏阳县工作不久，患上了浮肿病。
过了几天，李先念副总理问李强那批货运走了没有，李强赶紧打电话给技术公司的经理问：“宿世芳回来没有？”
“没有回来，到湖南看他爱人去了。”
“这么大的事情不回来报告，还去看他老婆？这还了得！”李强部长一听就发了脾气。
这时，马经理突然想起，前几天我托人带回来一封绝密信件还搁在抽屉里没有打开。于是他赶紧把信交给李强部长。李强部长拆开一看，交接证书及报告都在里边，货物早已顺利运走了。李强放心了，怒火也平息了。
我一回到公司，高竟生经理就急忙告诉我说：“世芳，你赶紧到李部长那去一趟，要有思想准备受处分。”
我吃了一惊：“我忙活了一阵子，完成了任务，怎么能受处分呢？”
“你去看老婆回来晚了，耽误事了。”高经理说。
“我没有耽误事，信件都先带回来了。”我解释说。
“你还是赶快去吧。”
于是，我带着不解的心情走进了李部长的办公室。
一进门，李强部长就向我打招呼：“回来了，世芳。”
“李部长，我犯了错误，你批评我吧。”我主动说。
“不批评了，那信我看到了。”李强说。接着他又解释说：“你那封信被马经理放在抽屉里，没有及时给我。李副总理问了好几次，我很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