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听就明白了，李部长并没有怪我的意思。
后来，李部长还关心地问：“刘钢的浮肿好了吗？”
“我们那下放的干部，大部分都浮肿了。刘钢的脸都浮肿了，我给她弄了二斤白糖。”我回答。
“你上哪搞到的白糖？”李强部长问。
“装卸货时漏在地上的，收拾的还算干净的白砂糖，大概有二斤。我给刘钢留下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带回来给孩子们吃。”我如实回答。
李部长又问了一些问题，我回答之后回公司了。
经理一见我就关切地问：“你受处分了吗？”
“没有啊。”我回答。
“好，没处分就好！”经理高兴地说。
有关糖的几件事
“糖豆干部”
“1960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濒临极端困难时期，国库储存黄金几乎卖光，棉布大部分出口，每人一年只有三尺布票，粮食供应紧张，大城市只存有三天左右的粮食。姚依林整天忙于调拨粮食，天天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粮食情况。粮食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眼看难以周转。”
针对干部的饥饿情况，据说陈云同志想出一个办法：给干部多吃一点。比如，我是处级干部（17级以上）每月供给一斤白糖，一点黄豆。由此有了“糖豆干部”的称号。局以上的干部，除供应糖和豆以外，还有鸡蛋和肉，故称他们为“肉蛋干部”。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目的是为了保护干部，使党和国家的前途不被断送。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糖豆干部”、“肉蛋干部”退出了历史舞台，进入了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了启迪后来人的历史教材。
国际列车上买糖块
有一次，我到苏联奥特堡尔出差，每天补助两三个卢布。在那待了好多日子，攒下了十几个卢布，打算回国时买点糖带回家。结果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买上糖，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没想到在国际列车上遇到了机会。
在国际列车上，服务员供水时，都问旅客要不要加糖，要不要买糖。我赶紧找列车员买了一斤糖块，带回家来孩子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高价糖
1962年，国内市场上出现了高价糖。所谓高价糖，就是不凭糖票而能直接用人民币购买的糖，因为比供应糖价格高出很多而得名。凭票证供应的糖每斤只有几毛钱，而高价糖每斤则五元钱，价格相差非常多。但为了活命贵也得买，有些特别有钱的人，一买就是十来斤。我记得北京有一位教授，他一下就买了五十多斤高价糖，怕以后买不到了。
可是我总觉得高价糖太贵了，舍不得花钱买。我岳母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跟不上不利于健康成长，而且机会难得，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她为孩子们着想，舍得花钱买高价糖。
这些高价糖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原来是姚依林部长通过外交部途径从苏联借了50万吨糖。当时姚依林请示陈云，陈云同意，并提出了“卖高价糖果，回笼货币”的想法。陈云认为这样做，可以起到稳定人心，增加热量，回笼货币的作用。于是就从苏联借来50万吨糖，分到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加工厂，制成了高价点心和高价糖果在市场上销售。高价糖在北京、天津、上海试卖的效果非常好。上海一天就出售了6万多斤。高价糖连续卖了三年，收益很大，每斤糖能赚3元钱，总计为国家赚了30多亿元。
继高价糖之后，市场上又出了高价饭馆。同时，其他商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也高价出售。到1962年底，货币大量回笼，市场物价趋向稳定，自行车由600元一辆下降到200元一辆。
其后，经济形势日益好转，高价糖退出了市场，但在历史上却留下了一个烙印。
进修学习
严格来说，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我5岁开始在本村的小学读书。7岁时在日军侵略的炮声中失学了。之后，我就在家帮助父母干活，闲暇之时坚持自学，还在抗日斗争中担任抗日儿童团长、村干部。14岁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15岁时成了区干部，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转战南北。只能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我深感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曾多次请求领导，想脱产进修学习。但因工作繁忙，始终未能如愿。1962年8月，部里批准了我到对外贸易学院学习，我接到通知后高兴得不得了。我上大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特别珍惜这次得来不易的机会。
我们学习的课程是：哲学、政治经济学、英语和业务课。给我们授课的都是学院里的骨干教师，他们的业务水平很高，很有教学经验。
我们在学院里学习的班级都是带长字号的，有处长、科长、主任、经理等。我担任党支部书记。
我能走进教室里重新学习，感觉非常好，就像是鱼儿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所以我每天都努力学习，认真听课，按时完成作业，书写规范美观，因此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1965年8月，我顺利完成学业，准予毕业。从那以后，我的履历表不再是小学文化而是大专学历了。
从法国引进钞票纸技术
我从外贸学院毕业回到公司后，被分到三处任副处长，负责对外贸易。
那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我们的对外贸易战略开始由东向西转移。我们对西方的贸易是通过两条战线进行的，一条是公开的，另一条是隐蔽的。外贸部里由李强部长分管这片业务。
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对我们的禁运，1952年，外贸部中专门从事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中国进出口公司在东柏林设立了代表处，这是我国反禁运斗争的第一个桥头堡。代表处利用东、西德人民来往的便利作为掩护，购买西方物资。1956年后，反禁运的主要战线转移到瑞士及其他一些国家，仍然由李强直接领导。
当时中国反禁运的渠道有好几条：一是瑞士、联邦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二是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三是部分友好的第三世界国家；四是香港地区。其中，作为中立国的瑞士成为我们反禁运斗争的重要前沿，在我国反禁运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初，西欧国家出现了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要求，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扩大对华贸易的倾向。1964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与我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我们国家的人民币是1948年12月1日诞生的。“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字由董必武题写。当初印制的第一套人民币（包括50元、20元和10元）是由东北局代印的。印钞用的道林纸是由永茂公司通过商人从敌占区偷运到解放区的。因为毛主席一直反对在票面印制他的头像，所以毛主席在世时，人民币上一直没有他的头像。
新中国初期，人民币是在苏联印的，印好后由信使运回国内。之所以要请苏联印制人民币，不是因为我们国内不会印，当时很多抗日根据地都能印。主要是由于印钞纸的质量不行，不得已才请苏联印的。原来的印钞纸耐折度很低，只有800次耐折度，而且弹性很差，质地柔软，用点钞机点的时候都弹不起来。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我们就不让苏联印了，把印钞版要回来，重新制版，我们自己印钞票。而自己印人民币，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印钞纸的问题。这些印钞纸设备就是我负责谈判从法国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