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法方谈判时，我们要求法方提供的印钞纸耐折度为3000次，即反复折叠3000次不能断，点钞机可点3000次人民币不能断，且能弹起来。另外还要求纸里头有水印，就像今天的人民币一样，这是一种防伪措施。那都是利用专门的技术在造纸时就制成的。这种技术不叫专利，叫做Know-how，翻译成中文叫技术窍门。谈判结束后，人家就告诉我们造纸的原料以及原料之间的比例关系，如苎麻用多少等等，这些都是技术秘密。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前从法国进口印钞纸设备的过程。我们现在的人民币进入世界市场是完全合格的，我们的人民币的质量可以跟法郎和美元媲美。我想，将来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外国人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远。
到兰州找林华谈索赔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兰州化学公司从德国进口设备，因为设备本身有问题，安装之后不能投入生产，中方就向德方索赔。我作为中方代表出面谈判，但谈判时工厂的技术人员抓不住关键，谈不到点子上，说不清毛病到底出在哪。德方趁机钻空子，不承认设备有毛病，拒绝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我赶紧向李强部长汇报情况，说索赔谈判失败。 李强部长听完对我说：“世芳，你去兰州找兰州化学公司总工程师林华。在延安我当军工局长时，林华是搞炸药的，他懂技术。你让他亲自检查一遍，看毛病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我按照李部长的意见，立即赶到兰州找林华。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林华已经被打成了“反动权威”，每天戴着高帽游街，失去行动自由。而且还被实行群众专政，两派争着斗他。一派是要打倒他，另一派要批判他，实际是批判中保护他。
我到达兰州化学公司，要求见林华，造反派却不允许见，因为他是“反动权威”，于是，我就想办法说服造反派，我说：“我是奉李强部长之命来找林华的。中央不是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吗？你们厂的设备是从德国进口的，有问题，不能投入生产，要向外国索赔。可是毛病到底出在哪儿，你们厂的代表又拿不出有力证据，只笼统地说不能用，人家不服气。林华同志在延安时期搞过化工，懂技术，李部长特派我来找林华，让他检查设备，看毛病究竟出在什么地方，这样才能跟人家谈索赔，也才能改进设备，投入生产啊！这也是关系到‘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事啊。”
造反派听了我的这番话，认为很有道理，对他们这一派也有利。经过交涉后，同意我和林华见面。于是他们就把林华领到招待所。
一见面我就说：“我叫宿世芳，是外贸部的，是李强部长派我来找你。首先转达李部长对你的问候。”
一听到李部长，林华就激动地说：“谢谢李部长。”
我接着说：“从德国进口的那套设备有问题，要求索赔却拿不出关键的证据，人家不赔。所以李部长让你亲自检查一遍，把问题找准。一是为了索赔，二是为了改进设备，及早投产。”
林华听到是延安时期的老领导李强点名要他检查设备，抚今追昔，浮想联翩，心情非常激动，他眼含热泪说：“我检查，一定认真检查，找出毛病。”
一旁的造反派听了我与林华的谈话，认为这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于是支持林华进行检查。那套化工设备塔架有八十多米高，年近花甲的林华爬上爬下，每个设备、每个环节都仔细检查。最后终于把问题找到了，并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
接下来，我们以林华的《事故调查报告》为依据，与德方再次谈判。面对无可争辩的事实，德方认可了，索赔谈判取得成功。林华在其中起了很关键作用。从此，林华的处境有了积极的变化，赢得了群众的尊重。
公司经理挨斗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席卷北京城，外贸部系统内几所院校的造反师生开始冲击部机关，揪斗执行工作任务的领导干部，造成部党组无法正常召集会议，更无法开展业务工作。那时候，诺大的办公楼已没有党组开会的条件。不得已，党组成员就在晚上聚集在林海云家的小楼上开会，研究运动中的问题，处理紧急的业务工作。
当年秋天，部机关的造反派批斗领导干部的活动骤然开始升温。“戴高帽”，“挂黑牌”，做“喷气式”等残酷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外贸部党组甚至被冠以“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黑司令部”的罪名。
按照这样的逻辑，部党组既然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黑司令部”，那各公司自然就成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队，经理也自然就成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首长，成为了被猛烈揪斗的对象。一时间，“打倒×××”的大标语、大字报贴满了公司的大楼。公司经理崔群、马福元、杨友德三人成了中技公司“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黑干将”。公司里天天开他们的批斗大会，让他们交代如何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让他们揭发部党组的修正主义的罪行。
那时候公司内部也分为两派，这一派批斗了那一派接着批斗。他们各斗各的，大喊口号，什么“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拒不交代死路一条”等等。每次两派揪斗经理时，都让我和其他同事参加陪斗，受教育。我听话地参加批斗会，但不呼口号也不发言，从来都是一声不吭。有的处长又喊口号，又发言参与批斗，就被造反派结合了。而我属于“保皇派”，没被造反派结合，被搁在业务组里。
那时候，经理们都被揪斗了，都靠边站了，公司的业务就完全由业务组说了算。造反派想夺权，但公司的业务归李强副部长管，他当时没有被打倒。造反派夺不了权，又不甘心，就要夺监督权。所以他们找到李强说：
“你管公司的事还要给我们汇报，我们要监督你。”
“我管的事都很机密，怎能告诉你们呢？这连林海云部长都不能过问，更何况是你们！”李强态度强硬地对造反派说。
造反派夺权不成，不甘心失败，就满怀怒气找林海云问情况：
“李强管的业务，你也不能过问吗？”
“李强管的事向总理直接负责，我连问都不敢过问。”林海云回答。
造反派又碰壁了。后来，他们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以学习《毛主席语录》为名，请李强参加学习，实际上是要开李强的批斗会。
一天，几个代表就去叫李强去参加学习。
“学习《毛主席语录》好啊！不过我没有时间，我还得上总理那里处理事情。”李强藐视地对造反派说，边说边把文件装在手提包里就走了。
造反派眼睁睁地看着李强下楼坐着汽车离开了，也无可奈何。几个人只能在办公室等李强回来，等啊等啊，一直等到12点下班吃饭的时候了还不见李强回来。他们就去问李强的秘书蒋忠奎：“他怎么还没有回来？”
蒋秘书说：“李部长的事，他不说，我也不能问。他来去都没有规律，有时办完事就回家了。”
几个造反派在办公室白等了一上午，灰溜溜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