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了技术公司，别人问，李强请来了吗？回来的人说，总理找他有事走了。人虽然没有请来，但有一个意外收获。
“什么意外收获呢？”造反派头头问。
“李强是毛主席信得过的人。”
“为什么呢？”头头又问。
“1944年5月，陕甘宁边区召开厂长暨职工代表大会。会议上李强当选为特等劳动英雄，毛主席为李强批了四个大字‘坚持到底’，摆在李强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这是毛主席对李强的充分信任与支持。再者，李部长的工作非常保密，林部长都不敢过问，他向总理直接负责，这难道还不是毛主席信任他的凭证吗？”
这样一来，造反派的人也都信服了。特殊时期的“坚持到底”成了李强的护身法宝。
组织援越抗美船队
1966年3月，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4月初，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率代表团来北京，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要求派出支援部队，配合越南部队作战。根据越方的要求，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有关协定。援越抗美工作进入了全面紧张的新阶段。
随着美国对越南封锁和轰炸的加剧，能否把战场急需物资运上前线就成为了援越工作的重点。中央成立了由总参、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和外贸部组成的国务院援越运输小组，办公室设在外贸部，由李强领导，直接对周总理负责。这样李强办公室成了整个援越工作的中枢。
援越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经常受到干扰，如武斗迭起、铁路中断、工厂停工、援越物资被哄抢等，特别是李强受到冲击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受到的干扰更大。
有一次，外贸部造反派在东华门出口大楼批斗部领导，李强也被拉去了。周总理得知后指示：“援越工作是毛主席亲自抓的，不能冲击李强。”李先念副总理在接见造反派时也强调：“李强同志的工作是主席亲自抓的，连我都不清楚，你们不能冲击他。”为了防止干扰，总理还给李强派了部队干部当秘书。这样，李强才得以安心、专心地领导援越工作。这也是李强在“文革”中享受的难得的“特殊待遇”。
战争不断升级，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越来越猛烈，战争物资的需求更加迫切，运输问题也更困难。李强坚决贯彻周总理指示“援越工作要想越南人民之所想，急越南人民之所急”，就派我到广西落实船队运输。
我到广西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的症结。那时美军在越南海岸线布置了水雷，大船运输吃水深，遇到水雷就会被炸沉，人、船、物均会沉入海底。于是，我另辟蹊径，提出大船不行就改用小船。小船吃水只有一尺多深，而水雷布置在水面以下三尺，小船在海上运输，就没有了接触水雷的危险，比大船安全得多。再加上船工熟悉海上运输线路，组织小船搞运输，不失为解决运输问题的良策之一。
于是与广西运输组长贺××商量解决海上运输“肠梗阻”的方案，会上提出了组织50条小船搞运输，使美军的水雷变成无用的废物。这个方案立即得到实施。我们的小船在夜里航行，第二天天亮前就返回来。通过这个方法，大米及其他军用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越南。而由于越南接运物资的几乎都是妇女，大口袋装的大米她们一个人搬不动，影响了卸船的时间。后来就把大米改装成小袋，以便加快卸船速度。这样的做法受到了越南的赞誉：“中国同志考虑得太周到了。”
当时，小船运输只是其中一种形式，另外有三种形式解决运输问题。一是通过第三国运输，如柬埔寨；二是通过公路运输；三是铺设输油管道，保证前方用油。
接待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给我们留下了永远不应当忘记的深刻的历史教训，也为党后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邓小平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政策。”
在“文革”中，红卫兵是一个很重要的组织。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首先出现了红卫兵组织，而后各中学相继建立红卫兵组织，他们走向社会，开始“破四旧”（“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后来，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待。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几乎每隔几天就接见红卫兵一次。
8月1日毛泽东主席写信支持红卫兵。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9月15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
10月份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11月25日和26日，毛主席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
毛主席先后共8次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提倡经风雨见世面。8至11月，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涌向北京。他们有的坐火车，有的乘汽车，有的步行。当时他们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走到哪里都不掏钱，吃饭、乘车、住宿一律不掏钱。而且这上千万的红卫兵都由各机关和学校负责接待，包吃包住包交通。
当时技术公司二里沟大楼住的都是红卫兵，我们把办公室腾出来给红卫兵住。我就主要接待红卫兵，送走一拨，迎来一拨，一直没停过。我还要到食堂去帮厨做饭。
有的红卫兵被毛主席接见了以后还不肯走，说是没有看清毛主席，等着下次接见再看一次。
到了11月份，天气冷了，从南方来的红卫兵衣服都穿得不够，特别是广东来的红卫兵，穿的是单衣和拖鞋，还有光脚丫的。我们又给他们每人发一双球鞋，给他们每人一条毛毯晚上盖着睡觉。
毛主席第8次接见之后，办公大楼的红卫兵逐步离开了，我们的接待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陪外宾参观，并与红卫兵交谈
“文化大革命”时期，外宾看到红卫兵运动都感到非常新奇，不大理解，就跟我说想到北京高等院校走走，看看红卫兵运动的情况。开始我婉言谢绝了，但外宾好奇心强烈，执意要参观红卫兵运动，我只得陪同。
有一天，我陪着英国外宾来到清华大学参观。蒯大富当时是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的头目。他曾在清华大学组织过万人的批斗大会，揪斗过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给王光美“戴高帽”，“挂黑牌”，戴乒乓球特制的大项链，故意丑化她，虐待她。因此，他名声大噪，简直是不可一世。
当时负责接待我们的大学生红卫兵都挺有学问的，有的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红卫兵接待外宾时，首先请外宾学习毛主席语录。比如学习“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等语录。然后他们带领外宾参观大字报。第三就是教训质问，向外宾质问：“你们英国在历史上为什么侵略中国？为什么发动鸦片战争？为什么要火烧圆明园？”不但揭露英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还要求无条件归还香港。红卫兵有时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我陪着外宾参观了这一系列的活动，外宾由衷地说：“这些红卫兵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