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梅花战斗队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存在着很多个组织，但不管组织的名称叫什么，最主要是分为两大派，一个是“井冈山”，另一个是“造反总部”。我们公司的处长们哪一派也不参加。因为一个处里的二三十个人都分成了两派，有的在“井冈山”，有的在“总部”，处长们参加其中某一派，必然要得罪另一派。另外，在运动中有的处长还被作为当权派揪斗。
李先念副总理在接见造反派时说，处长不算当权派，因为处长没有那么大权力，副局长（即公司副经理）以上才算当权派。这样一来处级干部被搁在群众里了，但是又不完全跟群众一样，因为一个处里头还是处长说了算。
那时候我的处里就有两派，一会儿这派找我开会，一会儿那派找我开会，我去不行，不去也不行，到底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了个办法——也建立组织。我就联系了几个处长商量，他们都同意我的倡议。当时还有一种时髦的说法：“组织不分大小，革命不分先后。”所以我就联系几个人建立一个组织，名叫“梅花战斗队”。我还专门写了一张大字报，贴了出去，宣告“梅花战斗队”正式成立，队长宿世芳。
“梅花战斗队”的大字报引用了毛主席的词《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这首词充分地表达了“梅花战斗队”成立的宗旨和意向：她在丛中笑。
“梅花战斗队”成立以后，谁来找我开会我们也不去了，因为“梅花战斗队”也要开会。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开会。当时大家都是上午办公，下午搞运动。那些造反派上午、下午都忙活着搞运动：串联，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我上午正常办公搞业务，下午就没事了，领着孩子到玉渊潭公园去学游泳，锻炼身体。学游泳是我多年的夙愿。在解放战争时期，我给西柏坡中央特别会计科送黄金单据，路上要过河，因为我不会游泳，在别人的帮助下才顺利通过。从那以后，我就暗下决心：为革命一定要学会游泳，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我有了机会，学会了游泳。
舒兰“五七干校”打铁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更加系统化和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九大”党章确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九大”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毛主席有所察觉，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穿，并受到批判。之后发生“九一三事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集团一朝覆灭。
我就是在此背景下到“五七干校”的。
1969年4月，我被下放到外贸部吉林省舒兰县“五七干校”，参加工业连，负责建校舍。山里没有房子，要自己动手建房，那里木材丰富，用木板搭建板房，需要大量的、各种型号的扒钉。我所在的工业连，就负责制造扒钉。我们建烘炉，备焦炭，运钢筋，购置工具。这些工作都是我们从来没干过的事，我们只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们有的人下料，把钢筋截成一段一段的；有的人负责烘炉；有的人掌钳。我负责抡捶打铁。等钢筋在烘炉中烧红以后，就用大锤把钢筋反复捶打，打成两头两个尖的形状，再弯成矩形打成扒钉。使用的扒钉都是这样一锤一锤地打出来的。一开始干的时候，我累得腰酸臂疼，手上也磨出了泡。时间长了，我也有了些锻炼，手上磨出了老茧，腰不酸臂也不痛了，饭量也增加了。在“五七干校”，我由一个坐办公室的干部、脑力劳动者变成了一个打铁的锻工。
1969年冬天，我的夫人刘钢带着孩子也调到干校锻炼。我们的孩子就在离干校一里多远的村里念小学。
我和夫人在干校都是劳动锻炼，即所谓培养和锻炼干部的一种方式。在干校，有的人还继续挨整，比如原来的“走资派”或是“叛徒”、“特务”什么的都要挨整。干校也调造反派下去接着造反，继续搞打倒“叛徒”、“特务”、“走资派”的运动。
息县“五七干校”种棉花
“九大”召开后，林海云代表部党组到吉林舒兰县“五七干校”传达“九大”精神，检查工作。时值4月，那里仍是冰雪覆盖，一片泥泞，生产生活条件极度困难。他感到，在东北战备紧张的环境下，干校长此下去很不利。回京后，他立即向军代表提出迁校建议，并主持起草了给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迁校至河南的报告》。报告得到批准后，1970年1月16日，外贸部“五七干校”全部迁往河南息县新址。
此后，我又被调到息县“五七干校”种植水稻和棉花。我们请当地的老乡作顾问，研究如何种植和管理。研究好了以后就把任务布置下去，大家有的种棉花，有的种水稻。农活也有许多技术问题，俗话说“庄稼是朵花，全靠粪当家”。但是什么庄稼施什么肥，在什么时间施肥，都是有讲究的，只有科学施肥，庄稼才能长得好。除施肥以外，种棉花还有很多讲究，相关的农谚有“枣芽发，种棉花”，“立夏的花大车拉，小满的花不回家”。说的都是播种农时的重要性，要不违农时地播种。棉花的田间管理更是重要，何时间苗，行距多大，何时封垄，如何打农药、掐尖、拿杈等都是技术活。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我们用心肯干，我们那年的棉花和水稻在“五七干校”是最好的，获得了好收成，颇受干校内部好评，我也因此成了有名的农业种植能手。
“五七干校”政工组大批判组组长
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打倒了“文革”组长陈伯达。
干校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只准听不准记录，听完后回去讨论。我记忆力比较好，能够把《我的一点意见》基本上背下来。在讨论会上，我就把《我的一点意见》的主要内容向大家传达。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说：“这个语录是陈伯达搞的，是马恩列斯论天才，这个语录，欺骗了不少人。我和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共事30多年，从来没有合作过。两次上庐山，第一次不知他上那去了，这一次可好了，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毛主席还说：“杞国无事忧天下，我们不要学杞国人，庐山是炸不平的。”
“我们不能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