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真的懂得马列的不多，容易被陈伯达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欺骗。”
因此毛主席强调要读马列的原著，提出要读六本书：《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就是《我的一点意见》的主要内容。
随后，在《我的一点意见》指导下，在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就是批判陈伯达这个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在“五七干校”中，我除了劳动就是学习这六本书。在“批陈整风运动”中我还写过一篇短文，在批判大会上发了言。当时的干校校长、原外贸部办公厅副主任杜毓云在听到我的文章后，就像发现了“新大陆”，认为我的文章很有意思。因此就把我调到了校部政工组，任大批判组党的小组长，在干校开展大批判，专门组织几个人写文章搞大批判。在当时，批判陈伯达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就成了干校政治活动的中心任务，开展任何工作都以大批判开路。我一方面组织干校各连队开展各种形式的批判活动，一方面和几个人脱产写批判文章，使大批判的质量不断提高。两方面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群众满意，校长也高兴。
干校里最受欢迎的人
1971年9月，我回京探亲看孩子，专程到部里看望老首长李强。
一见面，李强部长就关切地问：“你现在在哪里？怎么穿这么破的衣裳呢？”
“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我回答。
“你没有回公司啊？”李强问。
“没有啊。”我答。
“你赶快回干校，现在要备战，准备打仗。”李强不安地说。
“好，我赶快回干校备战。”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充满了不安。
这一天是9月13日，我心里觉得老首长今天见面和以往不太一样。后来才知道，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当天凌晨周总理已找李强和外交部等涉外部门的负责人通报了“林彪叛逃事件”。
第二天，我就接到通知：17级以上党员干部到进出口大楼会议室听传达报告。那天参加会的有好几百人，李强部长向我们传达“林彪叛逃事件”。由于李强的口音别人都听不太懂，很多人知道我曾当过李强的秘书，能听懂他的讲话，就挤在我身边让我给翻译。当听到林彪出逃时，人们感到很惊讶，问是哪个林彪。那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毛主席的接班人会出逃。我就把李强部长的传达给大家翻译，说是“永远健康”的那个林彪摔死了。我听完传达之后，就回干校了。
政工组大批判组的同志看到我满面春风地由北京归来，预感到会带来新消息。因为那些日子新闻广播曾反复广播《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歌，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寻常。所以一见我回来，大批判组的同志们都围着我，问我北京有什么好消息。我只能说：“不能说，这是党的纪律，谁说了就开除党籍。”可是他们还是不甘心。
那时候我们大批判组的人都是党员，住在一个屋里，睡在一条炕上。晚上躺在炕上了，别人还问我：“北京到底出了什么事？大批判组不是批判陈伯达吗？”我被问的没法睡觉，只好说：“比陈伯达那事还大。”接着就刹住话头，没有再往下说。我那天刚从北京回来，一路车马劳顿，非常累，说完这句话就睡着了。可是那几个同志听了那句话就分析开了：陈伯达曾是“九大”政治局常委，这事比政治局常委还大，那问题太大了，太严重了，有点不敢想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对我说：“你一句话，害的我们一宿没有睡觉。我们想啊想啊，越想就越觉得问题严重，越睡不着。”那时候我们都感到问题严重，都为这事整天揪着心。
不久后，正式文件到了干校，传达到了17级以上的党员。会场设在野地里，我们政工组负责组织会场，不够级别的党员都不能去。正式传达前还宣布了保密事项：不准作记录，不准泄密，违者开除党籍。可见有多严格。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连队的党支部书记给他姐姐写信。信里说“永远健康”的人摔死了。这封信被组织上检查出来了，认为他是泄密，违反了保密纪律。干校中心组就开会讨论要处分他。会议由中心组长杜毓云主持，参加会议的好多人都是造反派头头，他们都认为党支部书记明知故犯，应该立即开除党籍。我却一直未发一言。
会议之后，杜毓云问我：“老宿，那么激烈的讨论，你怎么一句话也没有说呢？你到底是什么想法啊？”
我说：“现在不好办，你不把他开除，他确实是违反了纪律。你若开除他，一个人因为说了这一句话就被开除，政治生命就没有了。”
杜毓云听着也觉得难办了，着急地追问：“那怎么办？你的锦囊妙计是什么？”
“一个字——拖。为什么拖呢？不是有条不成文的历史经验吗？运动后期处理，即冷处理。现在什么也不说，开除或不开除都不说，等以后再说。这就是我的意见。”我回答。
“好！就依你的意见，现在什么也不说，等以后再说。”杜毓云高兴地说。
干校里最受欢迎的人
没过几天，干校收到了李先念副总理关于林彪问题的一个讲话，要传到全体党员。杜校长把传达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干校有8个连队，分别住在8个地方。为了完成任务，我每天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赶到8个连队传达文件。每个连队都想尽早听到传达。一时间，我成了干校最忙、最出名、最受欢迎的人。有人还说：“一看到宿世芳到连队来就觉得这天的颜色变好了，原来这天阴阴乎乎，现在好像见了阳光似的。”还有很多人都找我问他们的历史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一些受“文革”冲击“靠边站”的老同志原来什么会都不能参加，只能参加劳动改造。这次传达文件，我通知他们参加，他们很惊讶，也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我记得有一位“靠边站”的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时间被整，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巨大的创伤，胳膊也被打折了。听说林彪被打倒了，他急于抒发自己的郁闷之情，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还我劳动之手》贴出去。刚一贴出去就招来了造反派的炮轰。我一听说这事，赶紧找他谈话，我跟他解释说：“你先别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的问题会慢慢地解决。现在咱就是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还不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这《还我劳动之手》的大字报一出去，造反派就又要跳出来。”那位老局长听完了，觉得我说得很有道理。欣然接受了意见，思想也平和了，情绪也稳定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时候，我刚到不惑之年，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作为参与筹建贸易部的老人，可谓是部里的“元老”。所以我在部里的熟人很多，特别是跟一些“靠边站”的老同志很熟，他们也都把我当成知音，有什么问题都愿意和我交谈，说说心里话，把心里的愤懑一吐为快。在政工组期间，我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赢得了校长杜毓云的好评和学员们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