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你们好！今天上第一堂课，我要用挂图给你们讲解。我将指着挂图的物品先读俄语的名称，你们要随我读。今后上课我将不讲中文，只讲俄语，相信你们会慢慢习惯的，下面请跟我读……”
她重复多遍，一点点地教我们。
就这样，我们这些完全不懂俄语的年轻人在她的谆谆教导下逐渐入门，掌握了俄语的普通会话，接着加上专业课，开始用俄语讲数理化。
数学课也是位女老师，她叫卡斯洛娃。她平时很严肃，也很严厉，大家都很怕她。讲课时，她常在同学的座位旁边走动，口里念着数字，不一定在谁的桌边停下发问。开始提问都很简单，如她问5乘以5等于几，但必须是用俄语问答。同学们由于过于紧张经常答错，错了就要挨批评，有时还要罚站。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但那时上她课时，大家都战战兢兢的，生怕出错。
同学们都很努力，大家进步很快。这个学校实行俄国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模式，每年期中、期末有两次考试。在一个大教室里，主考老师坐了一排，学生进去抽签，再按抽到的顺序到老师面前进行口试。开始大家都很害怕，后来习惯了，也能将自己所知答出来。我在校算学习好的，考试没能难倒我，而且常常得满分，受到老师的夸奖。
学校的课外活动
哈工大组织了合唱团，中俄同学都参加。合唱团很大，有近百人，此外还有乐队。我参加了合唱团，王发瑭等校友参加了乐队。合唱团只唱俄文歌，如《祖国进行曲》等。1949年春，为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学校举办了大型纪念活动，团里选了好几首以普希金诗谱写的歌曲进行演唱。
演出非常成功，受到大家的欢迎。我入学不久，是团里的小团员，但团里的俄国指挥老师却常夸我嗓音好，是银铃般的嗓音。
1949年暑期的夏令营也是让人难忘的，我们预科的同学在一起联欢——载歌载舞，演出节目，到地里摘新鲜的西红柿和黄瓜。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增进了友谊，我也就在这时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介绍人是我的好朋友兼同班同学李英范。哈工大博物馆保存了一张我们1949年在夏令营的合影。我们复印下来，1948年入校的同学人手一张。
我生在哈尔滨，长在哈尔滨。即将别离之际，我写了《别了，哈尔滨！》
我生在这里，喝着松花江水长大，那太阳岛上的船帆在碧波中闪动。我忘不了，太阳刚刚升起，我们已随父亲坐到了吉乐村江边等待鱼儿上钩，晚霞中喇嘛台的轮廓映入眼帘，还听到那悠扬的钟声鸣响，有轨电车“嘎登嘎登”地横穿街道。夜幕降临，灯光亮起，我们姊妹走在中央大街的石头道路上，我忘不了和邻居的俄国小孩一同玩着捉迷藏的游戏。
别了，我的故乡，东方的小巴黎，东方的莫斯科！
在五航校工作的日子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东北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也是工程师的摇篮。这所大学是我日夜向往的地方，所以入学后我便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了学习之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入学后的第二个年头，正当我勤奋学习时听到了党的召唤：因为部队入朝作战，奇缺俄语人才，号召在校生报名参加工作，作为临时借调去支援国家建设，时间是1年。
那时人们的思想十分单纯，我头脑里也只有一个念头：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一名共青团员，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所以听了动员后，我二话没说，就毅然决然地报了名(那时有少数同学偷偷溜掉)。
报名到出发不到3天时间，我匆匆准备行装，没有来得及与在鞍钢工作的父亲商量，没有向双亲告别，更没有考虑中途出校工作一年会对将来的学习和前途产生什么影响。
1950年3月3日（庚寅年正月十五），我们哈工大30个天真无邪的年轻人（还记得名字的男同学有程映雪、王克杰、李伯勇、门振声、孙家栋、赵元亮、滕鸿进等；女同学有李英范、齐肇慧、申扶凤、姜士杰、随承素、杨育容）高高兴兴地上了大卡车，在元宵节之夜通过哈尔滨喧闹的市区，离开了生活了两年的大学校园，离开了家乡——这座美丽的北国冰城。随着隆隆的车轮声，火车把我们这群满怀爱心报国志的青年人送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我们乘火车在南行的途中才知道要到空军部队去接受翻译任务。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抵达北京后，上级立刻宣布分配方案。同时出校的30名同学中有7名女生。她们中有6人都两两分到一起，唯我一人被分配到最远的山东济南空军第五航校。该校位于济南郊区，是培训我国第一批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基地之一。
当时正值空军初建，我国请来大批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组建空军和进行人员培训。我们的到来受到校方，特别是以何培明主任为首的翻译室同志们的热烈欢迎，朱兆吉副主任和由新疆调来的战友们都表达了他们的喜悦之情。因工作任务紧迫，我们报到后的第二天，何培明就交待说：“目前大家面临的任务是：要在头天晚上先译出苏联教官准备好的教材，第二天课堂上直接进行口译。”对于没有学过航空专业，俄语也只会“飞机”一个技术单词的刚出校门的我们，要想承担这样繁重的教学翻译任务，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1951年2月，空军五航校训练处合影
翻译室主任何培明（前排左四）、温家琦（中排右三）、武雅茹（中排右二）、
贾济舟（后排右一）、朱吉兆（后排左二）、孙永超（后排左三）、马国祥（后排左四）
开始谁都害怕上岗，专家一来找人都从后门溜走。我也同样害怕过，也曾因为译不出被专家呵斥过。然而强烈的事业心和不服输的性格，趋使我迎着困难上。今天的生词一定要成为明天的熟字，我就这样默默地起步了，日夜兼程地边工作边学习起来。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很快掌握了飞机发动机原理、结构所用的基本专业词汇，不到3个月我就“放单飞”了。
那时人们常常能看到一个红红脸膛，梳短发，穿着外场工作服的年轻姑娘一会儿在课堂上，一会儿又出现在试验的飞机旁，认真地翻译着、讲解着。那就是我！在期末考试时，苏联教官向学员发问时，我都能准确翻译出来，从而为学员争得满分。
在五航校工作的日子
记得那时从哈工大、哈外专先后分配到五航校的战友有：潘祖琦、邓伟男、邹仁渊、玉希昌、贾济周、孙永超、栾双盛、金毓琪、武雅茹等。此外还有新疆、大连、上海等地来的战友，大家都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都很出色，经常受到表扬。
我在五航校工作期间，曾参加“雅克-18”、“拉-9”、“乌拉-9”飞机及“米格-15”歼击机的资料翻译和外场实习训练任务；还参加过几次飞机从拆箱、组装到加油试机的全过程，同时完成了书面教材翻译和课堂口译的任务。
那时，我们虽参军入伍不久，却受到空军党委的重视和关怀，特批翻译人员享受排级待遇，吃中灶，伙食很好。校领导还经常到宿舍看望大家，嘘寒问暖，使我们这群二十岁左右远离父母的年轻人感到格外温馨。不仅如此，我们的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记得在五航校过的第一个春节，我们用彩条和红灯笼把办公室布置得很有节日气氛。同志们都积极准备节目，人人都出场表演。我演唱了《朱大嫂送鸡蛋》的拥军节目，赢得了一片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