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培明是我步入人生驿站的第一位领导。他个头挺高，戴一副近视眼镜，一看就是个有学问的人。刚见面时，大家都有点害怕他，因他太过严肃，不爱说笑，可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他是那么关心同志，平易近人。特别对刚出校门不久的我们，更像老大哥一样处处指点、帮助，还抽空带我们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1950年初秋，翻译室何培明主任组织大家去了黄河边。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黄河——这可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啊！大家都兴奋不已。到了黄河岸边，我们登上一艘停泊在那里运货的大木船，每个人都舀了一勺黄河水，真黄呦！水很浑浊，即使把水烧开了，倒到杯中，杯底的水也是黄色的。不管怎么说，谁都想品尝一下母亲河河水的滋味。于是大家在船上一面饮着黄河水，一面吃着带去的干粮。水虽有些苦涩，大家却个个喝得有滋有味。
另一次去了大明湖。正值炎热的夏季，正如《老残游记》文中所述“三面荷花一面柳”，真是美极了。我们看到了宽阔清澈的大明湖。人们一边欣赏着湖面上那白色、粉红色朵朵盛开的荷花和那硕大的荷叶，一边品尝着清香可口的藕粉羹，大家都被这自然美景陶醉了。年轻的我们心中没有烦恼和忧愁，有的只是美好和快乐。
就这样，我这个不服输的倔姑娘成了当时业务进步较快的一个。在政治上我也不甘落后，积极要求进步，于入伍当年，即1950年12月就入了党。1951年，五航校举行庆功表彰大会期间，我作为三等功的代表上台讲了话，航校宣传科还专门为我拍摄了一组照片，放得很大张贴出来。
在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在五航校工作期间先后立过3次三等功。自己也由一个幼稚的大学预科生，成长为一名能承担航空飞机发动机口译、笔译任务的专业译员。在空军初建时期，为培养我国第一批空地勤人员，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难忘的八航校生活
1951年末，我和孙永超由五航校应召赴沈阳八航校，参加机械师班的学习，这再一次体现了刘亚楼司令员和空军党委对翻译人员的关爱。因我们参军不久就享受副排待遇，吃中灶，后来又有了技术津贴，而这次是刘司令员精心安排让翻译人员学到一技之长。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打下了牢固的专业基础，使我们过去在工作中遇到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学习期间不仅学理论，我们还边学习边实践，到飞机上实习，大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在班上算学习好的，毕业后被留校当教员。
1954年，在空军八航校任专业教员时与部分战友合影
（前排左起：刘在常、王敬祥、赵嘉熙、谢泽民；后排左起：周正琪、许躬臻、温家琦）
我被分配到发动机系结构教研室任教。我和战友们一起编教材，做挂图和教具，讲课时大家互相帮助。由于我个头小，上课前战友王豪廉、周正琪、陈善同等帮我放一块长木头，以便我站上去讲课。这几位战友多数在空军八航校工作多年，后来王豪廉被分配到四川十三航校任教，直到退休。周正琪后来回故乡合肥任合肥市政府职工教育办主任。陈善同14岁参军，由十一航校调至十三航校，转业后任成都三电公司电缆厂高工，1997年移居美国。
由于我1950年就入党了，故到系里成为党支部青年委员兼任团支部书记，副书记是我们系的谢先觉。因那时各系人员不多，整个训练处是一个党支部、一个团支部，也就是发动机系、飞机系、仪表系、军械系等的教员都在一个团支部里。我们除了业务工作外，还积极开展团的活动，找人谈话、发展团员、组织经常性的文体活动。
那时，我们年轻，精力旺盛，我参加了全校组织的合唱团，经常担任领唱。我们还与友邻组织联欢。记得1953年春节，我们与同住北陵的空三师官兵组织联欢，他们来了许多人。那时学校有南、北两个大食堂，联欢在食堂里举行，两边的食堂都坐满了人，节目现场在南食堂，通过电线将节目传到对面。记得节目很多，都非常精彩。我唱了一支俄文歌叫《邮递员之歌》，当时还化了妆，穿了套黄色连身工作服，戴鸭舌帽，背一个黄色军用背包，连唱带表演地演唱了这支歌。因歌曲表现的是勤奋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愉快地给大家送信的内容，唱完受到极热烈的欢迎。对面食堂过来人，一定邀我到那边再唱一次，就这样，在欢笑声中，度过了那些美好时光。
那时我身体强壮，还特别好胜，每天都要到校园里练单杠、双杠，有时还和男战友一起踢足球。我是左撇子，踢球也用左脚，战友们都笑我。20世纪50年代初，女子很少有人踢足球，我这一举动给战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半个世纪后我们再相见时，他们有人还提起对我踢足球的印象。我的性格开朗、外向，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儿，所以当时得了外号“傻小子”、“火车头”等。
我在八航校工作的近三年时间里，由于刻苦努力，成绩突出，加之与战友们团结友爱，能助人为乐，故在八航校期间又立了2次三等功和1次集体三等功。
1957年，在鼓楼宝钞胡同空军大院内留影
我虽离开八航校五十余载，但仍与不少战友有联系：
罗友乔，比我年长几岁，是真正的大学生，业务能力强，教过我们专业课，可惜1957年无端被打成“右派”，后为长沙理工大学教授，现住广东。
刘在常，八航校业务骨干，任教员、主任教员等职，一直在部队工作至退休，现住广东。
王豪廉、吴健康，均为八航校同系同教科室的战友。他们从成都十三航校退休，现住军队干休所。
谢译民，在西安闫良搞发动机试验至退休。
许子冰，一直随八航校到信阳。
佘名贵，在武汉。
陈志文，在郑州。
2008年，八航校老战友在成都合影（左一是温家琦）
参加丹东、旅大接收工作
1953年初，我留在八航校被分到发动机教研室任教至1954年10月。
正当我认真从事教学工作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分散到各工作岗位上的翻译人员全部归队。当时，我正在上发动机课，承担着两个班的教学任务。可是军令如山，我立刻移交工作，打点行装上路。记得当时与在特设教研室工作的齐肇慧，还有其他八航校战友一行5人，乘火车向位于沈阳东南方向的丹东驶去。
丹东与朝鲜隔江相望，是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曾任丹东市长的诗人刘廷耀在他的《丹东之歌》中写道：“巍巍锦江山，涛涛鸭江水，柞丝织锦绣，钢桥放光辉……”他用简短的诗句，对丹东这座名城的特色作了高度的概括。
我们抵达丹东集合地点报到时，已有不少战友聚集在那里。真是翻译大聚会呀！大家见面后都情不自禁地畅述别情。这次几乎把分散到全国各地的所有空军翻译人员都召集回来了，以完成空军党委下达的有关丹东、旅大地区苏军撤离期间的接收、培训任务。
1954年11月末的丹东，已到了白雪覆盖大地，冰封鸭绿江水的季节。在冬季晴朗的银光闪烁的一天，空联司矿山指挥所大礼堂里，正在召开一次非同寻常的全军翻译工作会议。
按中苏决议，驻扎在我国东北近10年的苏联红军部队将全部撤离回国。他们驻扎期间所有武器装备将无偿（部分有偿）地移交给中方，移交过程中还要帮助完成新武器装备的改装培训任务。为全面开展丹东、旅大地区的接收工作，身为中方交接委员会主席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坐阵，向来自全国空军各有关单位的百余名俄语翻译人员作紧急战前动员。当时我和齐肇慧等战友也应召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