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一路宣传一路，到驻地洗洗脸就搭个台子做宣传，百姓很欢迎，不仅为我们找住处还为我们做饭。印象中有的百姓为我们熬了一大桶小米粥，还有一大锅土豆炖茄子，非常好吃；有的地方还为我们备了大饼、油条，更是美味可口。
在行军的路上，到驻地我们分小组学习党的文件，记得有《论持久战》、《整顿三风》、《实践论》、《矛盾论》、《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大家学习得很认真，讨论得也很热烈，我从中收获不少。
我们一路行军，一路唱歌，生活得很愉快。其实那时还是很艰苦的，不仅要起早贪黑地赶路，有时到一个地方没有住处，不得不搭棚在室外住，幸亏六七月份的东北天已不冷，大家在室外住还能受得了。
我们一路同行的伙伴中有一个叫王文礼的，比我大3岁，他家哥几个都参加了革命。他二哥王文达解放前为党做地下工作，是个很能干的人。我记得他有时披一件黑斗篷，十分神气。王文礼口才好，曾在中苏友协组织的青年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奖励了他一支派克钢笔。行军途中我们谈得来，比较要好，他就将那支笔送给我了。由于我们年龄相仿，故每次派两人值班时，大家都把我俩安排在一起，我们之间有很深的友谊。
王文达与末代皇帝溥仪之弟溥杰很熟，溥杰娶了日本太太，文达特地为他们从日文译出《流浪的王妃》一书，讲的是溥杰夫人的故事。
我们行军一个多月到了五常，有些队员在行军途中被留下，如三姐家玟就被留到了舒兰县参加土改工作。当时形势险恶多变，行军又十分艰难。到五常后，李维民（吉林市地下党特别支部书记）决定将几位长者如父亲、田叔，及其年幼的中学生如我和侯乃琪（女中同学）等送到解放区大后方哈尔滨。就这样，我们一行9人，从五常乘火车到了哈尔滨，结束了近两个月的行军生活。
重返吉林
到哈尔滨后，李维民决定让几个中学生重返校园学习，可正赶上学校放假。这时，从吉林地下党传来留在吉林市的我母亲和孩子们生活十分窘迫，希望早日接他们来解放区的消息。父亲为此事很担忧，可是他回不去，三姐也已留在舒兰工作，于是决定派我返回。就这样，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我于1946年7月28日返回了吉林，算起来随军出行整整两个月。
返回后，我看到了我家当时窘困的家境——瘦弱的母亲支撑着全家人的生活，大弟致强不到13岁就帮助母亲四处拣破烂、拾煤核、变卖家中旧衣物，以此维持生活。有时他们也去卖香烟、冰棍，可冰棍化了还要赔钱。我回去后，也帮不了大忙，只是早晨到菜市场拣菜帮子，也跟着卖冰棍，勉强维持生活。
大弟致强本来在哈尔滨市一中读书，后来却因父亲是共产党而被学校开除了。为了减轻家里负担，1946年深秋，致强考入吉林省师范学校见习班，学校供吃，稍微缓解了家里的生活压力。后来听说长春联中吃、住都不要钱，而且是大专性质，于是大弟在1947年初只身去了长春。
母亲带着4个弟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于1947年初由吉赴哈回到了父亲身边。
当时时局变化很快，1948年长春市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负隅顽抗，致强住校时常能听到炮声阵阵。当时长春粮食奇缺，饥荒威胁着每个人。为了吃饭，他卖过豆腐、卖过柴火。学校被国民党包围，大弟举目无亲，两次想冲出封锁线都被国民党军队拦截回来。在长春他吃糠咽菜，最后总算熬过了这一关，拣了一条命。1949年春，经父亲好友、哈尔滨市委书记唐景阳的帮助，我们才把大弟找到，接回哈尔滨，从此全家才得以团聚。
我回吉后，经同学帮助，又回到女中上学，可那时女中亦早已不同往日了。被国民党控制的学校对我这个从解放区跑回来的学生严加盘问，处处刁难，使我无法在此求学。
于是1947年初，我考入了永吉大学先修班。这座学校位于江北远郊区，学校免费供吃供住，后来由于战事，学校停课，伙食很差，每人每顿只发一个窝头、两块咸菜。如此，直到我们迎来吉林的解放。
考入名校哈工大
1948年3月，吉林市解放了，人们迎来盼望已久的曙光。解放军进入吉林后，到处是招生广告，同学们奔走相告，个个热血沸腾，像干涸的禾苗得到雨水的浇灌，人人都想把火热的心献给新社会。
在形势的感召下，我和一些同学报考了兴山医大。学校位于佳木斯，是培养军医的摇篮。正当我与同学们整装待发时，接到父亲从哈尔滨捎来的口信，让我立刻回哈尔滨。我得知后喜出望外。很快，我与赴兴山医大报到的学友同车北上，但我在哈尔滨下车，他们继续前行。这样，我又回到阔别两年的哈尔滨，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母和弟妹们。
不久，父亲送我到哈尔滨一中读书，插到高二年级。那时学校没有高三，高二当年就毕业，分配工作，许多人被分到了麻纺厂工作。
父亲认为我年纪小，不宜马上工作，让我报考哈尔滨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哈工大”）。就这样，我于1948年9月考入了哈工大。接到入学通知后，父亲非常高兴，母亲为我准备好被褥和生活用品，叫了出租车（我是第一次坐）送我入校。
当时，哈工大是一所中苏合办学校，归中东铁路管理局管辖，俄国同学占多数。学制为7年，预科2年，我们中国学生都要上预科。学校用俄文授课，我们将一边学俄文，一边学数理化（用俄语讲高中的课程）。
学校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大直街现土木建筑学院的地址，我刚上学的第一天就开了眼界。一进校门两侧是挂衣室，学生穿的大衣都要挂在那里。当时的守门人为俄国人，他们很有礼貌地接过衣物，还给一个牌子以便取物。
开学典礼庄严隆重，中俄校领导都上台讲了话，本科的老教授都坐在前排。
令人震惊的通宵舞会
最让我震惊的是开学典礼后当晚举行的通宵舞会。这是学校的惯例，每年开学伊始都要举办这样的晚会。晚会是在大礼堂进行的，礼堂的地板是用长方形木块拼成的，非常平滑。当晚大礼堂灯火通明，舞会约从8点开始，同学们陆续从四面八方赶到。我开始不敢进去，悄悄地在走廊的一个角落里观察，看他们一个个走进来，到门口更衣，脱去外套、大衣，特别是看到俄国女同学个个穿着华丽的大长裙晚礼服，男士穿着“带尾巴”的燕尾服，我真是大开眼界。
在门口观望了好久，我才悄悄进入大礼堂，那场景简直让我惊呆了。在欢快的华尔兹乐曲声中，一对对年轻男女翩翩起舞。那五光十色的衣裙、那优美的舞姿，哪像是学校的舞会，简直像专业演员在演出。休息时，学校备了茶点，地下室还有餐厅，这时也开放。
那时，我一点儿也不会跳交谊舞，可是那华丽的舞蹈，还有优美的音乐旋律吸引着我，使我久久不愿离去。虽然没像许多同学那样通宵达旦，但我也是在后半夜才回宿舍睡的觉。
用俄语上的第一堂课
开始我们只开俄语课，俄语由我们班主任苏里柯瓦教授。她是一位长得白白胖胖的俄罗斯中年妇女，个子很高。她态度和蔼可亲，讲课很有耐心，我们都很喜欢她。
上第一堂课时，她拿来一张挂图，上面画有书、笔、纸、桌、椅，还有小动物等。俄国老师是苏联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的俄侨后代，在哈尔滨多年，会讲一些中国话，但讲得不好，她用蹩脚的中国话对我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