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进程中，刘司令员突然发问：“温家琦来了没有？”坐在大礼堂后排，梳着粗黑短辫，身着皮领黑帆布机械师工作服的我，惶恐不安地应声站了起来。司令员向这个方向看了看，点头说：“是的，就是这个年轻姑娘。”我愣住了，与会者也都摸不着头脑。他扫视一下会场接着说：“就在几天前，我到浪头机场无意中走进一个坐满学员的教室，苏联专家正为部队讲授改装的新型发动机。我坐在后边听到她与教官流利的对话。翻译过程中，她能把那么复杂的发动机系统与结构准确无误地用专业术语表达出来，这令我十分震惊。你们都知道，我的翻译孙维韬水平不算低了，可是依我看，他平时也只能翻出80％，而这个小姑娘翻译竟然能将难度很大的技术内容翻出90％，确实难能可贵。我要当众表扬她，也希望在座的年轻人都要向她学习……”
刘司令员的一席话让我顿时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我则由于初次站到这么多人面前，且受到空军最高首长的表扬而不知所措，脸涨得通红，头垂得很低，直到让我坐下，心还“扑咚扑咚”地跳个不停。
其实，我没有那么高的翻译水平，只是后来当了发动机教员，对多种发动机特别对“РД-45”型发动机的结构比较熟悉。改装的新发动机也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进的，并没有多少生词，所以在那次改装培训课堂上才能顺利译出，而恰恰这次又被滞留在机场上的刘司令员碰上，才有上面那段故事。
如上所述，丹东接收任务完成后，我和齐肇慧一同被调往大连。我们到大连住进了周水子机场苏军驻地。苏方特为我们两个女同胞腾出一间房，室内有两张窄窄的行军床，发给我们每人一套苏军士兵用的卧具，还与苏军官兵同吃同住。这三个多月的军营生活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时光，每想及此我都感到温馨快乐。
记得为迎接1955年元旦，我和齐肇慧参加了苏军官兵及其家属节目的排练和演出。我们不仅参加合唱团与他们同台登场，还用中俄文单独演出《有谁知道他》的二重唱歌曲。那次演出受到了观众的赞誉和好评。
总之，在完成武器装备交接、人员培训任务的同时，我们与苏军官兵相处得很愉快。特别在与他们同住军营近距离接触后，更了解到他们纪律严明，工作中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命令，而平时官兵关系却十分融洽和谐。此外，他们那乐观开朗的性格、幽默诙谐的语言，都令人称赞。他们对我们中国同志更是热情友好，处处真情相助，从而使我们与他们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为大型轰炸机机场选址
1955年5月完成了丹东、旅大地区接交任务后，我没能返回八航校继续任教，而是直接被调往北京空军司令部翻译出版处工作。接待我们的是时任翻译科长的麦林同志。我对她早有耳闻，知道她是从延安来的“年轻老干部”，俄语好、人很能干。初次见面时，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高高的个头，长得白白净净，很有风度。对我们下属亲切热情，一点首长架子也没有，这使得我一颗紧张的心放松了下来。当时，我被分配到处机械组从事笔译工作。
其后的岁月里，在麦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这群年轻的翻译人员都得到了她多方面的帮助和教诲。特别是离开部队多年后，我从北航毕业被分配到老五院工作，发现离开空军时薪金介绍信有误，于是，找到她求证。多年不见的老领导麦林同志不但没有回绝我，还认真地回忆，帮忙查找，并以对党对同志负责的精神，亲自写出实事求是的证明信函，此事令我十分感动。这就是有着延安优良革命传统的老干部，这就是麦林同志。我为她的人品，为她对我和所有下属的一贯关爱、帮助而尊敬她。她永远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我在翻译出版处工作到当年（1955年）9月，麦林就把我、齐肇慧、陶天炳3人临时借调到了空军修建部翻译室，去执行一项新的任务。
报到后得知，我们将参加大型轰炸机机场的选址工作。这是一项包括水文地质、气象条件、自然环境考察选址及机场勘察设计等专业广泛、技术指标要求严格的大型工程设计任务。为此，苏方已派有关专家来华，我方也配齐了相应专家和技术人员，只要翻译人员到岗工作就可开始启动。正因为如此，我们被紧急派往执行这项任务。
当时，空军修建部部长是谷广善，部长顾问是库兹湟尔，翻译室主任是云升霖，也是部长顾问的翻译。我被指派为总体设计顾问阿斯特列林的翻译。我们来到修建部经熟悉情况后，就都上了岗，在京做初步准备。9月中旬，我们第一次组团去武汉、湖南等地调研选址未果，后确定去江西选址。
11月初，我们再次出发，经长沙住进长沙宾馆，欣逢“十月革命”38周年，我们随苏联顾问一行受到当地政府和省军区领导的热情款待。更令我难忘的是在宾馆楼梯上，我有幸与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走了个对面。我忙行军礼，他点头还礼还同我握了手，问我来这里干什么。我如实报告，他说好，这项任务很重要，愿你们选址成功！
我问彭总为何女翻译不授衔，他讲这是国家的统一规定，不过你的意见今后会考虑的。
此事令我万分激动，自己好像做梦一样，能亲眼见到彭总并与他说话、握手，这是我一生不能忘怀的，也是最幸运的一件事。
这次到江西选址，走了几处，最后根据地质条件和自然环境，初步划定在南昌西南方向的宜春地区选址。要求不止是地质条件，机场还要远离城镇，避开交通要道，于是我们又到乡间寻址。
那时农村路都很窄，车开不进去，只能步行，偶尔可用马或毛驴代步。我们每天要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行走一二十公里的路程，走下来都很疲劳。可那时，我们年轻，特别是我和云升霖同行时，两个人都喜欢唱歌，于是规定，行进中每人轮流唱一支进行曲，按节拍前进。云升霖抢着唱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曲刚完，我就唱起：“向前，向前，向前……”就这样，你一曲我一曲地边走边唱。这方法真灵，我们大步前行，不仅不觉得累，反而还走到了众人的前边，一直到达目的地。专家跟在后边听我们唱歌，那位年龄较大的地质专家打趣地问我：“Tblнеустала？”（“你不累吗？”）我回答说：“Нетяникогданеустаю,никогданеостаю！”(“我永远不会疲倦，永远不会掉队！”)那时，我们有健康的体魄，乐观向上的精神，而我更是从不服输，还有点争强好胜。
有一次，我们借老乡的马骑，不是高头大马，而是温顺的小马，可我从没骑过马，又没有马鞍，骑上后十分紧张，紧紧抓住马鬃，晃晃悠悠地坐在上面，在颠簸不平的土路上前行。虽然后来慢慢有点习惯了，可是从马背上下来屁股很痛，手臂发酸，真还不如自己步行来得痛快。不管怎么说，我体验了一次“马背上的生活”。
在寻址过程中，我们在樟树香田村停留的时间较长，住进了老乡为我们腾出的泥坯毛草屋。因只我一个女同志，故单独给我腾出了一间有里外屋的房子。外屋是炉灶，里屋有个两屉桌和一张很旧的樟木床。屋子里没有灯，白天靠小窗的阳光照亮，晚上点蜡烛。
我们知道江西产橘子，价格非常便宜，大家都买了些吃，我也买了2斤（1千克）放到屋内抽屉里，准备慢慢吃。当天晚上睡下时听到有些响动，可因为太累了，我也无暇多想，很快便睡着了。第二天拉开抽屉拿橘子时，却发现有一半只剩橘子皮了。我忙把这事告诉老乡，他们笑着说：“那是老鼠替你吃了，这里的老鼠很厉害，什么好吃的都会被它们吃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