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们二年级二班来教语文的是北师大毕业的曹南应老师。她中等身材，皮肤白皙，圆圆的脸膛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很有学者风度。她讲课深入浅出，引经据典，非常吸引人，大家都愿意听。
我和另一位女同学赵丽华语文学得好，深得曹老师的喜爱。在学习期间，她单独送我们每人一个硬皮纪念册，我一直保留到今天。有一次，曹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叫“故乡”。我写得不错，她在批改作文时写到：“你描写家乡的风景如画，可你没有说你的家乡究竟在何处？”这段评语我一直记在心上。
这些年轻新老师的到来使整个学校都活跃了起来，学校组织了全校师生联欢会、各班节目比赛会。在这种热烈的环境氛围中，我们萌生了写剧本的念头。
《烈火》轰动了全校
我和赵丽华都喜欢文艺，也看过一些书，以巴金的《家》对我们影响为最。在当时的大潮下，我们编写了一出话剧《烈火》。背景是一个四口之家——母亲、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讲述了女孩要走出家门参加革命，却受到母亲、哥哥的重重阻挠的故事。我们自编、自导、自演，我演姐姐，丽华演妹妹，另一位我的好友赵素琴演母亲，一位浓眉大眼高个女同学反串哥哥的角色，还有丫环等配角。当我们在女中大礼堂报幕，演出三幕四场话剧《烈火》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在演出过程中，还有人被感动得流下泪来，有些同学甚至泣不成声。演出落幕时，我们精彩的表演赢得了满堂喝彩，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们演出成功了，大家都很兴奋。
1946年6月6日，吉林国泰影院演出大厅上演我们编写的三幕四场话剧《烈火》后，演员到照相馆留影[前排左起：饰演姐姐的谢亚男（原为我演，当时我已随八路军撤退）、饰演母亲的赵素琴、饰演妹妹的赵丽华（后改名为赵淳媛）、丫环小李；后排左起：饰演哥哥的梅同学和他的女友范丽]
后来，东北文工团团长任虹来到学校，由校长陪同找到了我和赵丽华，要去了剧本，并问我们是否愿意参加文工团。那时我们都小，只有十三四岁，还在求学期间，家长不同意，因而也就作罢。
《烈火》这出戏受到了校领导的重视，并作为女中的唯一节目，被选送到全市中学生会演大会上。会演在吉林国泰电影院剧场举行，我们的节目同样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1993年9月，相别47年后的老友在北京龙潭公园再聚时合影
（右起：当年在《烈火》中饰演姐姐的温家琦、饰演妹妹的赵丽华、
饰演母亲的赵素琴，战友徐桂琴、哈工大校友申扶凤、丈夫孙维韬）
之后，我自己又编写了两个剧本，一个叫《贫非罪》，另一为歌剧《农家乐》，在女中演出都获好评。我保存了《烈火》会演后演员们的合影和《农家乐》的剧照。剧中我女扮男装，饰演哥哥，歌剧中的歌词和曲调我还记得一些：“快快回家，天色黑啦，不要玩耍啦，想张二嫂啊一定在家等着你哪……”
参加黄河大合唱演出
1946年4月，我在国泰电影院参加了全市500名中学生《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这是一个庞大的合唱团，各校都派老师来管理。此事由东北文工团组织，文工团团长任虹担任指挥。他指挥得心应手，使团员都融入他那富有激情的动人指挥中，我们仿佛感受到波涛的汹涌澎湃（《黄河船夫曲》），嗅到花的芳香（“麦苗儿肥呀，豆花儿香”）。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出，总共演出了3场。这次合唱让我永远记住了那歌词和那解说词“同志，你到过黄河吗……谁愿意像羊羔一样任人宰割……”
在吉林市女子中学的岁月是我少年时期最富浪漫色彩的美妙时光，令我至今不能忘怀。
吉林市文史学校
光复后不久，我党派人来吉林市开展群众工作，父亲协助民运部长徐国藩和宣传部长高景芝（女）处理工作。在他们的主持下，当地成立了文史学校（政治时事讲习所），位于吉林市原道德会旧址。
学校设政治、语文、英语、俄语、数理化等课程，许多中学生和社会青年都积极入校学习，我和三姐温家玟成了该校的第一批学员。父亲在该校任俄语和汉语老师，长春大学、吉林大学的学生教英语和数理化，徐国藩、高景芝任政治教员。我们在这里学习了大约3个月。
记得那是在1945年末，天气很冷，我和姐姐家玟每人戴一顶帽子，是从市场上买的关东军走后丢下的毛线套头米色帽，妈妈给染成红、绿颜色，我戴的是红色的，姐姐是绿色的。我们在学校十分显眼，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是温老师的两个女儿。
那时，学生的学习情绪非常高涨，认真听讲，好像三角、几何、代数都讲了，我刚上中学二年级的学习有些吃力。英语也跟着学，不会的用汉语在下边加注。现在还记得初学时的几句英语“先生，您早”、“女士，晚安”汉语是父亲教的，他的课讲得生动有趣，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
政治理论课是学校的重点，以便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最使我难忘的是组织大家进行“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大辩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不休，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后由徐国藩部长做总结，同学们收获很大。
教课的老师中至今与我有联系的，一位是长春大学的林树森，另一位是伪满建国大学的曲程（原名关益）。林老师今年87岁，离休前为北京化工学院院长，而曲程老师曾任黑龙江大学外语系主任，后调京在外文局工作多年，他们都是我所尊敬的良师益友。
体验革命的艰辛
风云突变，国民党军队大举向东北各大城市进攻，为了保存实力，我党决定战略转移，暂时撤出吉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父亲决定跟着共产党走。三姐家玟已于1946年年初入党，她也决定随军撤退。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当姐姐把入党消息告诉我时，我天真地说自己也想参加共产党。姐姐告诉我，她给问了，说我年纪太小，尚不能入党……可见那时我还很幼稚，对党并不十分了解，只感到入党是好事，是光荣的。
在得知父亲、三姐都要随军撤退时，我心动了。虽然那时对党、对革命并不十分了解，但我却有一颗争取进步的心，向往美好的未来，我也决定跟着走。于是我回家将装衣物的面口袋打理好，就跑到中苏友协、东北大学父亲和姐姐他们集合的地点，找到父亲说我也要跟着干革命。我的行动得到了父亲的允许和支持，母亲也没有阻拦。就这样，1946年5月28日，我们坐上大板车随部队北撤了，途经乌拉街、缸窑、舒兰、山河屯到了五常。我们沿途做宣传，组织歌咏队唱革命歌曲，还上台讲演，讲我们为什么背景离乡，揭发国民党的阴谋。
国民党背信弃义要打内战，我们必须组织起来与他们斗争。我们轮流上台讲演，该到我了，不知上台讲什么，于是重复着姐姐他们讲的话，要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除了唱歌、讲演外，我们还演活报剧，我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小角色。演出很受欢迎，至于我的台词，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我们还走访贫下中农，访贫问苦。记得一次走进一家低矮的房子里，好像屋里四面透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污头垢面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我们向他宣传了党的政策，说共产党是为穷人着想的，让他积极参加活动。那人只是慢慢地点头，没说几句话，好像当时还带了一些食物给他，他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