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饮酒活动，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就开展过，但收效甚微，屡禁不止。酗酒问题何时才能彻底解决，实在是很难说的。
那天坐在那里纳凉的都是些中老年人，其中有卡嘉、丹尼娅、索菲娅和安娜，还有几位我叫不出名字的人。
卡嘉今年76岁，跟我很熟，她是个热心肠的好人。记得那时我们刚搬来不久，我儿子学绘画需要一个画板套，一次闲谈中我顺便问起谁家有缝纫机，想借用做个画板套。那时我同卡嘉并不熟悉，但她却马上就告诉我，她家有缝纫机并愿为我缝制。盛情难却，我就请她帮我缝制了，并说了要付钱给她。一周后，画板套做好了，很合用，我很感激她。后来当我特意到她家去送钱，并带上一把檀香扇送给她作纪念时，她很激动地说：“这钱我不能收，帮这点忙算不了什么。过去街坊四邻我没少帮，但从来不要报酬，交个朋友比什么都好。现在虽说生活困难点，可我岁数大了，花销少，这点养老金还是够糊口的……”
我们的莫斯科邻居
其实她生活很困难，我实在过意不去。她见我为难的样子，就接过扇子说：
“这把扇子作为中国朋友赠送的纪念品，我收下了。这是件多么珍贵的中国工艺品，我很喜欢。我要把扇面打开露出花纹，把它放在玻璃橱内，好让到我家做客的朋友都能欣赏到。”
说到这里，她又轻声告诉我：“说实在的，过去我们苏联人最喜欢中国商品。50年代那会儿，日子好过，什么都不缺，购物不要排队。偶而在百货店里看到排长队的，那准是在买中国货。那时进口的中国商品质量好，物美价廉，经久耐用。”
说到这，她得意地补充了一句：“我家里现在还有当时的中国货呢，不信我拿给你看看。”
于是她走进里屋，拿出一个热水瓶，虽然已经很旧了，可一见那上面画的奔马图，我立即认出是咱们中国货。卡嘉说这热水瓶是1956年买的，快30年了还能保温，只是为了留作纪念，前几年才把它收藏起来。
看到此情此景，我心中真是感慨万千，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质量的中国商品在苏联市场上畅销，在人民群众中信誉很高，中国商品几乎成了高质量的代名词。
可是这几年，有些“钻进钱眼里”的少数败类，用发臭的鸡毛和纸片冒充羽绒来制作羽绒服，把用广告色涂抹的马皮冒充高档山羊皮制作皮夹克，拿到俄罗斯市场上来高价出售，利用过去中国商品的良好声誉来欺骗心地善良又生活困难的普通俄国老百姓。这少数人的恶劣行为败坏了中国商品的声誉，丢了咱们中国人的脸。
《俄罗斯商报》一次以醒目的大标题“千万不要买中国货，以防受骗”载文，历数中国商品的种种问题，揭露了一些中国商人的可耻欺骗行径。从那以后，中国货不论好坏都很难卖出去。
有一次在大剧院地铁站出口处，我看到几个俄国小贩摆摊卖羊毛衫，他们大声叫卖：“南韩产的新款羊毛衫，质量好，价钱便宜，快来买呀！”
我走上前去拿起一件看看，在衣领内侧缝着的商标上用中文清清楚楚地写着“中国上海第二羊毛衫厂”。在莫斯科出售中国商品还得打着外国的招牌，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再仔细想想，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讽刺。
丹尼娅快70岁了，身高只有1.55米，这在俄罗斯算是很矮的人了。她虽是个干瘦的老太太，但平时总是穿得很整洁，腰杆挺直，头发也梳理得很利落。丹妮娅也是退休工人，听说还当过工会干部。她很爱说话，只是有时话语刻薄，大家跟她的关系不密切。她显得有点孤单，但她似乎并不在乎。
她是对现实最不满的一个，总是发牢骚，总是念念不忘过去如何。那天她又说起来：“过去斯大林时代什么都不缺，生活过得多滋润……那时清道车、洒水车一大早就开来，把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路面像镜子一样。可是现在呢，到处脏得看不过眼，尤其是自由市场脏得没法伸进脚去。过去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现在是小偷流氓遍地，白天出门都会被抢，晚上谁都不敢出去。叶利钦把苏联搞垮了，改革半天，越改越穷，这算是什么世道啊！”
坐在她对面的索菲娅说：“丹尼娅，你讲的都是实情，咱们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就拿我来说吧，一个瞎老婆子，现在全靠食堂救济过日子。过去每餐三道菜质量好，鱼肉都有，饭后还发水果和饮料。现在食堂越办越差，每餐饭几乎都是包菜胡萝卜汤，第二道菜只是土豆不见肉，一点味道都没有。听说就这样还没有钱开支，准备取消食堂，若真那样，还让人怎么活呢？”
这位积劳成疾、浑身是病的老人，两年前因患白内障，只有左眼还有很微弱的视力。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靠少得可怜的养老金过活，可想而知她的日子过得有多么艰难。
靠墙角坐着一位白白胖胖的老太太，牙全掉光了，她今年83岁，在座的数她年长。她就是安娜.彼得罗夫娜。她的儿女都在外地，常回来看她。虽然她现在靠拐杖走路都很吃力，但大家都很关心、照顾她，经常问寒问暖，帮她买东西。
安娜、卡嘉等几位老人是凉亭的常客，她们几乎每天都来这里，常常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们为义务守门员。因为这些老人整天坐在大门边上，门前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过她们的眼睛。在治安形势恶化，砸门撬锁偷盗案件不断发生的今天，13号楼从没出过事，可见她们的功劳还真不小呢。
未婚妈妈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在楼门前不远处看到一群人围拢在那里。走近一看，原来是邻居维拉的女儿娜塔莎和她的小儿子在那里。那婴孩大概还不到1岁，睁着眼睛坐在童车里，人们在逗那小孩玩，还不时地夸那小家伙长得健壮、漂亮。娜塔莎，这个只有16岁的年轻妈妈，听了别人对儿子的赞许，心里一定是美滋滋的。那婴孩也被大家逗得咯咯直笑，好像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他怎能知道自己是个私生子，不知谁是自己的父亲，不知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我们的莫斯科邻居
我们的邻居维拉一家都是本份人，娜塔莎的祖母是退休老工人，父亲也是工人，母亲是电缆厂的工艺师，她还有个6岁的小弟弟。他们这一家过去生活虽不富裕却也不愁吃穿，生活过得平静安宁。
苏联解体后，国家经济崩溃，大批工人失业，娜塔莎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这位40岁刚过，身高1.85米的壮汉只好整天闷在家里，靠妻子那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可想而知那滋味有多难受。可能是借酒浇愁吧，他开始酗酒，耍起酒疯就摔东西打老婆，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顾。有时喝酒过量，醉得像死人一样，一两天不省人事。从此，他们家里再也没有安宁过。
娜塔莎原本也不是坏孩子，只是不爱读书，中学没毕业就上了缝纫学校，母亲希望她能学到一技之长，将来能独立生活。没想到，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她却逐渐走了下坡路，整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我们刚搬来时，娜塔莎还是个很朴素的小女孩，可后来眼看着她开始浓妆艳抹起来。穿着仅能盖住臀部的超短裙，上身也坦露到极限，耳垂上戴着一走一响的闪光耳环，嘴唇涂得鲜红，口里叼着香烟。她经常傍晚出去，到下半夜才回家，有时通宵不归。